对冲基金老将的归宿

如今，做一名亿万身价的对冲基金经理，不像过去那么有趣了。人们都说，1990年代，对那些不起眼的对冲基金经理而言是一个黄金时代。那时，他们可以仅用一台电脑和一部电话就创立一家公司，而且不用接受监管机构、媒体或公众的审视。

但是，21岁的神童从大学宿舍或家长的车库里打造出极其成功的投资机构的日子已结束了。如今，欧美对冲基金行业受到一大堆新规的约束，这些规定旨在限制某些业内人士在行业巅峰时期展现出的冒险习惯。

很多对冲基金经理宁愿不再承受投资业新政的压力，彻底放弃了为外部投资者管理资金。

两个最著名的例子分别是乔治 索罗斯 (George Soros，见上图)和史蒂文科恩(Steven Cohen)。前者是85岁的投资人和慈善家，身价约为230亿美元。后者是一位有争议的金融家，2013年，他在旗下对冲基金公司SAC资本(SAC Capital)承认内幕交易指控之后，被迫缩减了该对冲基金公司的规模。

索罗斯是出生于匈牙利的自由派人士，他在1992年“黑色星期三”外汇危机中与英国央行(BoC)对赌，从而赚取了巨额财富。科恩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扑克爱好者。他的公司被美国当局处以的罚款达到创纪录的18亿美元。这两人完全不同。

不过，他们做出了相同决定，把自己的公司转型为家族理财室，从而规避了欧美的大部分新规。

2011年，索罗斯的量子捐赠基金(Quantum Endowment fund)不再为家族成员以外的客户服务，以便规避多德-弗兰克(Dodd-Frank)金融改革带来的碍事的严格监管。这项改革旨在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但提高了对冲基金管理公司的合规与报告成本。

去年，科恩的SAC资本进行了相同转型，更名为Point72 Asset Management，从此专为59岁的科恩管理他的100亿美元财富。不过，科恩转型的原因与索罗斯有很大不同。作为他公司认罪协议的一部分，科恩同意他的公司将不再为外部投资者管理资金。

投资业专业人士一致认为，随着对冲基金行业继续摆脱“狂野西部”(Wild West)的名声，以及管理高额外部资金的负担越来越重，更多对冲基金老将将走上这条道路。

“在那些目前仍然活跃的对冲基金开创者们眼中，如今这个规模达到3万亿美元的行业跟以往相比或许面目全非了，”资产管理研究集团Cerulli Associates的欧洲机构研究业务主管大卫沃克(David Walker)表示，“国内监管，加上对外公开重大做空头寸的要求，使得如今的这个行业跟他们曾熟悉的那个基本不受监管的行业完全不同了。这些在更宽松监管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经理人或许渴望当初那样的自由。”

当对冲基金成为家族理财室时，外部投资者的所有资金会返还给他们，新机构会仅仅为基金经理及其家族成员管理资金。家族理财室不需在美国证交会(SEC)注册为投资顾问公司，因此不必接受证交会的监管，也不必对外披露信息。

Family Office Exchange的马尔福波拉克(Marv Pollack)表示，骨干员工可以随着家族一起投资，从而分享投资成果，但非家族成员或许不能直接入股家族理财室。Family Office Exchange是一个向富人提供顾问意见的网络。

位于纽约的对冲基金如今面临更严格的监管。

不受许多业内人士欢迎的其他变化包括，根据2011年生效的另类投资基金经理指令(Alternative Investment Fund Managers Directive, AIFMD)，活跃在欧洲市场的基金经理在薪酬上面临限制。新规也包括对杠杆使用方式的限制，以及繁重的报告义务。

纽约对冲母基金(fund of hedge funds)天桥资本(SkyBridge Capital)的合伙人特罗伊加耶斯基(Troy Gayeski)认为，由于积累了大量资金的对冲基金高管厌倦了新制度，很快将有更多对冲基金转型为家族理财室。“10年前，掌管5000万美元的对冲基金可以创造足够收入，覆盖掉日常开支。如今，对冲基金的规模必须要上5亿美元，部分原因在于，监管要求大大增加了，”他说。

不少大型对冲基金屈服于获得更大自由的渴望，Covepoint Capital只是其中之一。2008年，前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员工梅利莎科(Melissa Ko)在纽约创立了对冲基金Covepoint Capital。2013年，该公司把所有外部投资者的资金返还给他们，转型为一个家族理财室。Covepoint的财务总监格雷格威廉斯(Greg Williams)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转型是为了应对“比以往繁琐得多的监管要求”。他接着说：“家族理财室的结构，提供了我们此时正在寻找的灵活性。”

今年5月，对冲基金JAT也加入这一行列，将向外部投资者返还资金，从此变身为家族理财室。JAT因持有推特(Twitter)、雅虎(Yahoo)和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等公司的大量股份而闻名。2007年创立了JAT的约翰塞勒(John Thaler)遭遇了业绩困难，据《华尔街 日报》(WSJ)报道，JAT去年亏损了11.3%。但在给投资者的信中，他表示决定转型是因为想有更多时间跟“年幼的家人”相处。

预计将有更多对冲基金高手会对外部投资者关上大门，因为越来越多的另类基金目前很难创造出可观的回报。2014年，对冲基金的平均回报率为3.3%，而明晟世界指数(MSCI World index)的涨幅为5.5%。

“对冲基金管理公司是理智的机构，它们明白目前环境多么富有挑战。”加耶斯基说，“在一些人看来，费力从事在他们看来不带来充分回报的业务，是不值得的。”

然而，或许令其他对冲基金老将感到更加不安的，是他们的企业不再像过去那么受人尊敬。发达国家的政客们在竞选时抨击对冲基金行业，已几乎成了一种习惯。

在对冲基金行业看来，这一举动是虚伪和故意的，旨在博取选民好感。金融危机后对，普通民众已经对金融业失望了。

在德国，社民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前主席弗朗茨明特费林(Franz Müntefering)在2005年把对冲基金称为“蝗虫”。这个词已深入人心。

就连正在竞选美国总统的地产大亨、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都已向对冲基金经理们开了火，把他们称为“文员”，说他们缴纳的税款太少。8月份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采访时，69岁的特朗普在谈及对冲基金精英们时说：“他们精力充沛。他们绝顶聪明。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只不过是‘文员’。他们赚很多钱。他们不交税。这很荒谬。”

“对冲基金的家伙们没有建设这个国家。这些家伙只不过把文件搬来搬去，然后交了好运。有些人是我朋友，有些人我对他们毫不关心。这些家伙干了坏事而不受惩罚。”

但是，尽管对冲基金及其经理确实交了税，在这种充满敌意的政治与监管环境里，那些已经发了财的经理开始质疑替外部投资者管理资金的吸引力何在，也是不足为奇的。

“跟其他行业相比，对冲基金行业或许仍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已经远不如2006年或2007年的光景，那时每个人都想从卖方(投行)跳槽到对冲基金，”加耶斯基说。

然而，对执掌一些近期成立的顶级家族理财室的投资大师们，国际监管机构鞭长莫及，但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多久了。Cerulli的董事芭芭拉沃尔(Barbara Wall)表示：“我预计会有更多对冲基金转型为家族理财室，但我认为这不会成为一种重大趋势。家族理财室处于美国证交会的视野内，欧洲也将把注意力转向这些不声不响、但实力雄厚的机构。”

“单个家族理财室管理着巨额资金，它们的动作对全球资本流动有重大影响。监管跟上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