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基金“奔公”背后故事多

截至记者发稿，公募基金行业已有5家“私转公”基金公司，包括2016年6月28日获批的鹏扬基金、2017年3月3日获批的凯石基金、2017年6月2日获批的博道基金、2017年12月29日获批的弘毅远方基金、2018年9月15日获批的朱雀基金等。据千波资产研究中心了解，除了成功“私转公”的这5家基金外，仍有46家基金管理公司的设立申请在排队审批，其中不乏私募基金的身影。有类似计划的私募更多。

资源是“私转公”的主要原因

“公奔私”助推私募行业发展壮大，十几年来，随着一批又一批的公募投资精英转战私募江湖，为私募行业输送了大量优秀的专业人才，凭借着在公募行业的影响力和出众的投资业绩，转战私募后，很快获得了很好的发展。“但并不是所有‘公奔私’的投资大佬都如鱼得水。”千波资产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经济》记者，由于失去了公募基金投研平台和完善的风控投研体系的支持，很多基金大佬表现出了“水土不服”的现象，旗下管理的基金产品投资业绩也是大不如以前。

就“公奔私”来看，分析其具体原因，巨泽资本董事长马澄对《经济》记者称，“公奔私”的基金大佬，对自上而下进行资产配置较为熟悉，有操作大资金的经验，在资金管理规模上没有瓶颈，更有利于公司做大做强；具有公募背景的私募，在投资上往往设有投资决策委员会和风控委员会，往往更注重打造投研团队，注重打造投研平台，而非老板一言堂。“因此，‘公转私’的基金大佬更受私募基金看重，而私募的优势在于更加灵活的激励机制，这也是使得前几年‘公奔私’成为常态的原因之一。”

另外，私募排排网研究员刘有华则对《经济》记者表示，基金经理“公奔私”可能更多的是考虑个人发展，相比于在公募按照管理费提成为主要收入，私募更多的是靠绝对收益中的业绩提成，对投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就“私转公”来说，对基金经理而言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资源方面。刘有华称，公募相对于私募而言，最主要的优势就是能够拥有很多大型机构资源，能够比较容易拿到大资金，比如社保基金甚至养老金等，产品募集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公司管理规模扩张会非常快速，这是私募基金不能比拟的。“另外私募行业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业绩提成，看重的是超额收益，二级市场的低迷导致很多私募基金业绩压力大，而公募基金主要依靠管理费，规模上去之后，收入会相对稳定。”这些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雷根资产总经理李金龙向《经济》透露，转为公募基金后，发行的产品线也更加丰富，也更容易受到投资者的认可和接受。公募基金经理的激励制度与业绩挂钩并不紧密，导致业绩好的公募基金经理有“奔私”的动力。而私募基金公司管理规模比不上公募基金，在小年中，管理费收入会捉襟见肘，因此会产生通过“奔公”来提升公司募资能力的需求，同时拥有公募牌照，也能提升客户对公司的认可度。

总体来说，公募的投研实力、品牌宣传、扩大品牌影响力、改变盈利模式、吸引机构资金、扩展多元化业务等，是私募大佬“私转公”的主要动力。

滨利投资基金经理梁滨也对《经济》记者表示，私募基金争相进入公募业考量的是产品线扩充、加强品牌效应和提升公司人才使用效率。

“奔公”背后是私募基金的无奈

一边是基金经理“公奔私”，一边是基金公司“私奔公”，还有基金经理“奔私”后再回公募。这种种变化尽管看似混乱，其实公募基金公司和私募基金公司的盈利方式、运营成本、行业生态是迥异的，“奔公”或者“奔私”都有其合理性。

“公奔私”或“私转公”的现象，主要折射的是行业竞争。李金龙表示，公募依靠规模和管理费维持，公募基金经理薪酬和业绩挂钩不大，容易导致优秀的基金经理“奔私”，“奔私”后需要同私募和公募共同竞争，“在不能公开宣传情况下，募资能力比公募要弱，自然想到再去获得公募的牌照”。

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主要是基于自身优势的一种战略调整。梁滨认为，这是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开放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一个资金与投研有效匹配的过程。对于“公奔私”的基金大佬来说，是希望走出公募基金持仓以及交易的限制，希望创造出更好的成绩，而当进入私募之后可能会发现私募基金的资金管理规模的保持与发展是制约发展的最大的问题。

“根据我过去募集资金的经验，在牛市的时候私募基金快速增加，而在行业低迷时，规模的快速减少，并且伴随着收益的降低甚至亏损，公司收入也会急剧降低，根据优优私募之前的数据显示某私募曾经在2015年牛市的时候达到70亿元，而最新的规模只有587万元，这只是一个极端案例，但也反映出私募基金的一个现状。针对这个现状再转公从而利用公募基金的品牌宣传以及募集优势从而产生互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发展方案。”梁滨如是说。

“私转公”的背后反映了私募的无奈。千波资产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向《经济》记者解释道，一方面私募基金面临的监管压力越来越大，对于追求绝对收益的私募基金来说，更希望一个监管宽松的市场环境；其次，迫于业绩压力，私募不同于公募的是收取业绩提成，而公募则主要收取管理费，旱涝保收；再者就是募资困难，在市场低迷时，私募基金很难逆势获取超额收益，这给规模本来就小的私募基金带来了募集新资金的困难，而公募基金产品线齐全，投资策略多样，总有能吸引投资者的产品，以便于募集新资金。

尽管“私转公”是处于无奈，但往好的一方面看，这也有利于公募和私募两个市场的资源和人才流动，使得投资行业更加多元化。同时，刘有华也表示，二者互相之间的竞争激烈化有利于行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优胜劣汰。

基金“私转公”后依旧困难重重

在鹏扬基金总经理杨爱斌看来，各路资金争相进入公募行业，一方面说明全市场对公募未来是看好的；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大资管时代的到来，公募基金仍处在大发展的黄金时代。

杨爱斌分析道，公募基金是运作最规范、最透明、门槛最低、投资者保护最为规范的长期投资理财工具。从全球资管行业发展的大局来看，公募基金公司是大资管时代最重要的资产管理者。而在当前的中国，公募基金的规模尚在银行、保险、信托之后。“这说明公募基金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大资管时代的到来、刚性兑付的打破和监管的完善，公募基金有望上升为资产管理的主要参与者。”

当然基金“私转公”后并不代表就能解决自身的困难，发展一帆风顺，很可能会面临另一种困局。

“成立之初遇到的困难比想象中要大，这给我们的业务发展带来了一些挑战。最大的挑战是‘私转公’后我们在各个合作机构要重新准入。”杨爱斌曾表示：“私募时代我们是行业排头兵，但在公募，我们是行业新人，公募规模从零开始，各种准入门槛评级对我们业务造成很大约束。其次，我们主要投资的债券市场在我们成立后处于低谷时期，不利于我们投资业绩发挥，也造成了压力，不过2018年债券市场反转，我们的债券投资能力得到充分展示。”

“私转公”基金公司相比从零起步的公司应该会更了解自己，会根据自己在私募阶段的专长和未来愿景制定发展规划。

公募基金行业竞争激烈，“私转公”的公司若想获得一席之地，除了继续发扬过去积累的投研核心优势，还应利用好私募阶段在渠道、客户方面的良好积累，以此为阵地，进一步拓展业务覆盖范围。“只能扬长避短，尽量把自己的传统优势发挥出来，才能克服新基金公司发展初期的困难。”杨爱斌如是说。

资本并不是公募行业的决定因素，杨爱斌称，要坚持产品创新、机制创新、流程创新，坚定不移地按照公司的发展战略积极布局产品线，不断引进优秀人才，提高公司运营效率，前瞻布局产品策略，完善渠道和客户开拓。

此外，杨爱斌认为，还要注重练好内功。“要加强产品创新，通过产品创新实现弯道超车；持续提升营销队伍的专业水准，以优质服务取得客户的信任。”

“私转公”将持续 但会趋于平淡

随着资管新规的正式落地，大资管行业开启统一监管的新时代。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公募基金的产品有望成为重要资产的投向，迎来更多的增量资金，尤其是社保资金、养老金以及银行理财资金。“我国的资管行业已经进入转型期，以往通过监管套利、通道业务和刚性兑付的生长模式难以为继。”千波资产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资金投资主体的“机构化”对基金公司的产品结构设计、风险控制水平、投研体系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此，未来“私转公”的情况必定会越来越多。

在李金龙看来，目前“私转公”审核周期长、要求高，未来“私转公”还会继续，但估计速度并不会快。同时，未来银行资管子公司作为新势力加入资管行业，也将搅动公募和私募的格局。

刘有华则认为，未来“私转公”并不会成为普遍性，而是少数机构的行为。“主要原因是私转公的门槛很高，牌照申请难度也非常大。而且私募行业投资的灵活性是公募不具备的，公募投资限制较多，比如仓位和标的都有特殊的限制。最后就是私募行业的发展，未来仍旧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对于未来基金行业的变动或者转型情况来说，梁滨认为，未来私募基金募集难的问题，特别是在市场低迷时，短时间很难得到改变，所以说“公奔私”后再“转公”将会是一个趋势。根据证监会公布的申请公募牌照的公司情况也印证了这一趋势。中国资产管理的发展离不开公募与私募的齐头并进，它们能满足不同的投资者的需求，也都是资本市场发展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