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手的盛宴：投行巨头 摩根士丹利在中国（连载三）

猎手的盛宴：投行巨头 摩根士丹利在中国（连载三）

"中国不良资产处置第一人"与摩根士丹利的争讼

2004年1月，KTH对摩根士丹利等华尔街财团发起诉讼

"在中国有件怪事，所有外国大公司形象都非常好。但在华尔街，大公司上法庭受罚、认错，并不稀奇。"说这话的人是王都，KTH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凯利资产管理公司前任总经理。

如果没有后来和摩根士丹利的一场诉讼，42岁的王都应该仍然保持一贯的低调：在亚洲不良资产处置的小圈子里小有名气，而在社会上尽量免为人知。

王都前传

王都在北京海军大院长大，父亲是海军老干部。1984年，王都大学毕业到美国留学，获经济学博士、注册金融分析师，1991年，他进入纽约华尔街从事基金管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王都敏锐地嗅到其中机会。1998年王都加入美国大通银行(香港)，任不良资产投资部副总裁。此时，王都是华尔街不良资产圈子里惟一有中国大陆背景的华人。1999年，王都与其妻李玎(曾任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AXA亚洲董事局董事)创办了第一家专门从事中国不良资产投资的公司──KTH基金管理公司。

KHT基金管理公司

当时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更由于1999年"广信事件"后遗症，外国银行对中资背景的公司不愿继续贷款，一时间，几乎所有国投、"窗口公司"等，欠的外债都变成坏账。国外银行有了坏账，需要马上处理，以保证不良资产控制在一定额度，不像国内银行能一拖10年。

彼时中国懂得不良资产处置者寥若晨星，肯出价购买者几乎仅王都的KTH基金。惟一买家KTH以极低的价格买下大批此类坏账。按照不良资产界的习惯算法，KTH为1块钱坏账所付现金不超过1毛钱。嗣后中国经济迅速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国家对国投、"窗口公司"的外债，后来还是给予相应政策，基本上都偿还了。KTH花不到1毛买下的坏账，全部回收到4毛以上，获利极为丰厚。

KTH遂在亚洲不良资产界小有名气，王都开始在一个小圈子里享有"中国不良资产处置第一人"之誉。

2001年，从华融108亿元资产拍卖起，KTH开始将主业转入国内不良资产投资业务。

凯利诞生

2001年11月，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杨凯生率先采取了面向国际投行打包拍卖不良资产的做法，国际投行蜂拥而至。

当时德意志银行、所罗门美邦、雷曼兄弟、高盛、摩根士丹利全都找上门来要求与KTH合作，希望共同参与竞标，成功之后由KTH具体处置不良资产。

竞标就是价高者得，但报出最高价的基础是尽职调查。华融拿出来的108亿元不良资产，涉及254个公司和工厂，分布在国内18个省市，其中三分之二是国有企业。国际投行对中国国情终归雾里看花，KTH在亚洲的经验，以及王都、李玎的背景，无疑为各路国际投标者看重。

最后王都决定跟摩根士丹利──业界投行巨头合作。其他投行都不愿意失去这个试水中国不良资产处置的机会，于是各方利益均沾、风险分担，组建了一支由大摩领军的联合投标团，成员包括雷曼兄弟、所罗门美邦、KTH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后来加入的国际金融公司，他们共购买了华融出售的5个不良资产包中的4个。

由于外资所开出的买断价格不足账面价值的10%，远低于资产管理公司的保留价，为降低政策风险，华融与联合投标团组建合资公司──第一联合资产管理公司──共同处置不良资产。

第一联合本身只有一个董事会，其不良资产回收业务全部交由随后成立的合资公司凯利资产服务有限公司完成，第一联合为此每年支付凯利300万美元服务费用。凯利公司的实际操作自2001年11月即已开始进行。

《21世纪经济报道》称，凯利由摩根士丹利、KTH公司和中金丰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三方组成。公司成立时有着分工，即摩根士丹利负责出资，投入了100万美元的注册资本金;中金丰德出人，大部分凯利员工来自于中金丰德;而凯利的经营管理则落在了KTH头上，KTH董事长王都担任凯利公司总经理。

被"架空"的摩根士丹利

凯利公司从一开始就是王都及李玎在管理所有事务。他们在国内雇了一帮人，加上凯利股东之一中金丰德公司派了一些人，前后组织了三四十人，从2001年底到2003年初花了一年半左右时间，训练出中国第一批"对不良资产有点感觉"的人。

按照KTH与摩根的协议，收回的现金中KTH有分成。王都和李玎于是带着一帮员工玩命干。到了2003年1月，大股东摩根士丹利派了3个人来到凯利。一个是蓝德彰(John D. Langlois)，第二个人是蓝德彰的学生霍华德.斯奈德(Howard Snyder)，还有一个中国人俞景文(Jenny Yu)，据说是蓝德彰太太的亲戚。

摩根在国外有一套处置不良资产的经验，但是在凯利，这些经验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国外的不良资产形成大多是由经济周期性衰退造成，而国内的不良资产成因复杂，主要是由计划经济下的行政指令、政策体制等原因产生。

摩根派的人来了后，与王都在公司管理权上存在明显冲突。蓝德彰希望派霍华德进入高管层，被王都拒绝;希望俞景文做CFO(首席财务官)，掌管公司财务，也未能成功。由于业务能力上的优势，加上员工基本是王都的班底，摩根一时无可奈何。

王都出局

2003年6月，凯利费尽周折，终于拿到营业执照，戴上了"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资产服务公司"的光环。王都没有想到，摩根动手的时机也临近了。

8月21日，王都接到通知到东京开董事会，一上飞机，摩根就派人去封凯利办公室。摩根用两周的时间进行调查，然后就主持召开董事会，宣布辞退王都。同时宣布总经理助理江华、秘书傅晓蕾、IT经理杨思宁、财务、司机等5个人"不能胜任工作，经友好协商，自动解除与凯利的工作关系"

然而，摩根其实有着自己的远大目标。此间媒体早已用"醉翁之意不在酒"来形容外资参与中国不良资产重组与处置。媒体引用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一位高层人员的话说，"高盛、摩根士丹利根本不在乎合作的得利多少，他们眼光放在更长远的地方，图谋的是深入中国资本市场。

凯利坠落

王都走时，摩根一度制造舆论，说王都和李玎私吞了一部分员工奖金，并承诺给大家调整工资。这不免让员工存有期待。

但大家很快发现，工资只是微调了一下，后来甚至开始下降，因为公司业绩下滑很厉害。2003年凯利处置了8个亿，2004年1-4月，凯利共处置了7000万元。

KTH和摩根还有一个协议，涉及巨大的经济利益，他的出局与这个协议有着莫大的干系。

据王都表述，KTH和摩根的协议是，摩根年收益30%以上的30%分给KTH和中金丰德。这是一个投资界很常见的协议，作为管理投资者，投资收益在一定回报率以上，会有一个分成比例。

总之，按照王都的说法，KTH从摩根享有的回报，应该是很大一笔数字，他的计算是两三个亿，与中金丰德平分后KTH也能得到1亿元以上。

王都说，从2003年8月到2004年1月，他一直与摩根交涉，但在他看来，摩根的目的本来就包括不付这笔钱。

无奈之下，2004年1月， KTH在开曼群岛大法院对摩根士丹利、花旗集团和雷曼兄弟3家美国投资银行及其部分子公司、国际金融公司和中金丰德等提起诉讼，指控它们未能履行在2003年3月签订的业绩报酬和雇佣协议。

除了在开曼群岛发起诉讼外，KTH还在香港提起针对摩根士丹利的仲裁申请。因为KTH与摩根有18个月的专有合作协议，摩根在中国做的不良资产处置业务，都是KTH出人担任总经理并按华融项目模式收取分红，而凯利现任总经理是于景文，这违反了协议。协议上注明的仲裁地是香港。

王都离开凯利后，一边和摩根打官司，一边仍在国内做不良资产处置。但让他奇怪的事情接连发生。

2003年12月，王都与花旗合作接了华融的第二包不良资产，做着做着，花旗表示不跟王都合作了。

与摩根的官司打了半截，KTH的律师事务所Maples & Caldors忽然表示，不能给KTH做律师了。这是开曼群岛最大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与KTH已合作两年。

然后是KTH基金的审计师普华不再为KTH做审计，KTH开户的百慕大银行也要终止与KTH的业务。都没说任何理由。开曼群岛证监会倒是找上门来，说KTH没有审计师，要求吊销其执照。

事实上，有一点还是很清楚的：争讼已经发生。被各方寄予厚望的外资介入中国不良资产处理，因此发生了一些曲折。即使这起官司一时得不到令各方满意的结果，事情本身还是可以让人去思考几个问题：

其一，摩根等外国大公司是否就比中国公司更遵守法律，还是它们常常利用其强大的律师和公关力量来钻法律的空子为自己服务？抑或，是中国公司在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中，尚没有完全适应国际游戏规则？

其二，不良资产处置这事存在"国际先进经验"吗？毕竟，人家的银行根本没有中国银行的这些特殊问题。因此，打着"国际先进经验"招牌的就一定能服中国水土吗？中国究竟应该从国际合作中借鉴到什么？

其三，如果是着眼于改变企业状况，盘活资产，不良资产处置这事，是单让中国人自己来做，还是单让外国人来做，哪个更好？还是中外双方真正做到取长补短，平等互利，在更好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呢？

金融改革事关重大。不管怎样，中国政府进一步扩大外资参与不良资产重组与处置的方针不会改变。相信只有通过不断发现并解决问题，才能取得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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