纾困专项基金初显成效 充分“落地”尚需大合力

　　本报记者李慧敏北京报道

　　始于2018年11月的纾困资金加速进场“驰援民企”行动，至今已满一年。

　　一年间，各类纾困基金对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18年以来，沪深两市共有281家上市公司获纾困。据统计，目前各主体设立的纾困专项基金规模已超5000亿元。

　　《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汇总发现，无论是政府牵头还是证券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设立的纾困基金实际规模与宣传规模差距较大，投资落地规模则更少。

　　综合公开信息，政府发起设立的纾困基金，以经济较为发达的华南某地区为例，其目标规模超千亿元，目前实际落地规模约为三分之一；证券公司设立的纾困资管计划总计出资744亿元；其他金融机构等主体设立的专项基金实际规模落差更大些。

　　值得注意的是，纾困基金落地难首要原因是大的“合力”没有形成，例如资金来源供给不足，一些金融机构参与度不高，各方协调沟通难度大等等。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也需要参与机构遵循投资规律、保持耐心。

　　三种方式

　　接近监管的人士表示，本着“救急不救劣”的原则，要救那些基本面比较好、有发展前景、短暂遇到流动性危机的公司。

　　据统计，2018年以来，沪深两市共有281家上市公司获纾困，除国资直接收购上市公司股权形式(如深圳国资收购怡亚通（002183）控股权)，通过纾困基金帮助上市公司渡过难关是主要渠道。

　　“具体的方式有三种，一是股权纾困，通过转让股权或引入战略投资者化解风险；二是债权纾困，通过专项资金支持、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支持有效缓解流动性；三是其他综合方式，如通过开展金融合作进行债权债务重组等。”一位纾困专项基金相关负责人介绍。

　　证券公司及私募子公司通过开展股票质押贷款置换、股权融资等方式化解了多家上市公司风险。已设立了145只纾困资管计划，规模总计744亿元，投资项目141单，投资金额413亿元。

　　“纾困基金主要采取三种市场化运作模式，包括政府牵头设立的纾困基金，一般由地方政府指派基金管理人；证券公司和私募股权基金设立纾困基金，通常由该机构担任基金管理人；政府和其他金融机构联合成立的纾困基金，一般由指定的金融机构担任管理人，其他出资人根据协议或章程参与基金管理。”有接近监管人士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在纾困过程中，相关方对纾困基金救助对象的认识尚存偏差。“从纾困基金的角度，本着‘救急不救劣’的原则，要救那些基本面比较好、有发展前景、短暂遇到流动性危机的公司。”上述接近监管人士表示，纾困基金不是无偿救助，这一点需要明确。

　　据了解，相当一部分企业认为，国家设立或支持纾困基金对遇到困难的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就应该无条件地提供帮助。而实践中纾困基金通常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运作，资金成本约在8%~12%之间，除了针对极少数系统重要性单位，纾困基金不可能提供低成本甚至无偿援助。

　　除成本因素外，资金安全性也是纾困基金考虑的重要因素。北京某纾困基金负责人表示，实践中需要救助的企业多数质地一般，公司及控股股东普遍存在负债率高、缺乏抵押资产、资不抵债等问题，有些甚至存在财务信息不真实等违法违规的情形，纾困基金对救助该类企业往往持慎重态度。

　　落地困难源于募资难

　　记者梳理汇总公开信息发现，与5000亿元目标规模相比，实际落地情况与市场宣传的规模存在相当大的落差。

　　据媒体汇总，截至2018年11月下旬，各地政府、券商、私募基金以及部分金融机构发布设立的纾困专项基金目标规模已超5000亿元。

　　其中，江西、江苏、海南、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安徽、山东、河南、四川、湖南、吉林、河北等十多个省份的地方政府和国资委均已出台相关政策，成立或拟成立纾困专项基金规模合计约2560亿元。

　　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1月23日，证券公司支持民企系列资管计划落地规模超700亿元；除了设立专项资管产品，部分券商还有意通过发起设立基金纾困民企，披露规模超1000亿元。据媒体披露，险资也密集设立了860亿元纾困专项产品。

　　而今，记者梳理汇总公开信息发现，与5000亿元目标规模相比，实际落地情况与市场宣传的规模存在一定的落差。

　　从政府牵头的层面来看，以经济较为发达的华南某地区为例，各级政府发起设立或正在筹备设立的纾困基金，目标规模超千亿元，实际规模仅达到目标规模的三分之一；而西部地区等省份，由于政府及辖区内机构财政实力、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实际出资规模与目标规模差距更大。

　　总体来看，除北、上、广、浙、苏等有限的几个较发达地区外，其他地区政府牵头纾困基金落地并形成规模的不多。

　　从企业层面看，证券公司设立的纾困资管计划已出资744亿元，超出去年披露的700亿元，且大多为自有资金。至于其他主体牵头成立的纾困基金，落地规模均不大。

　　多位纾困基金负责人表示，纾困基金落地难主要源于资金来源供给不足。

　　据介绍，纾困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四方面：财政资金、国有企业及金融机构自有资金、银行理财资金和保险资金以及其他社会募集资金。设立方式包括设立私募股权基金，专门投资公司专项证券、资管计划等。除政府财政资金外，其他资金来源融资成本约在8%～12%之间。

　　“从实践情况来看，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地方财政普遍比较紧张，在不增加地方债务负担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钱从哪里来’问题突出。”上述负责人表示，券商、私募股权基金的资本实力有限，难以在提供资金方面有所作为；一些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不是问题，但由于纾困项目往往存在风险高、周期长、退出难等问题。

　　各方合力尚待形成

　　各类纾困基金对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仍存在诸多待解问题，各方真正合力尚待形成。

　　“纾困，不是单一哪个部门、哪级政府的事情，而是需要监管部门、地方政府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等各方合力形成一盘棋，目标一致各司其职，但目前的状况是各自为政缺乏协同配合。”有专业人士表示，如纾困基金按照“救急不救劣”的原则去筛选守住对象，但是孰优孰劣并不好判断，就需要多方合作，证监会对合规比较了解，业绩是否真实、是否有被调查立案的情况等等。而企业有没有发展前景地方政府和产业主管部门有发言权，证监会要及时向地方政府通报信息，供政府及纾困基金等共同参考筛选。

　　正因为各方未形成纾困合力，因此过程中各相关部门及企业间协调沟通难度大。

　　“对经营陷入困境或流动性压力较大的上市公司，不仅依靠纾困基金暂时解决资金问题，还需要企业债权人和其他金融机构通力配合予以支持。”上海一家专项基金负责人表示，但部分获纾困企业的存量债权人在企业获得纾困资金后却抽贷、限贷，导致纾困基金面临“补了东墙倒了西墙”的困难局面，更加剧了“不敢投”的问题。

　　“此外，现实中很多上市公司大股东已将全部股份质押，由于股价跌幅较大，即使全部卖给纾困基金也无法偿还质押贷款，导致其失去了化解风险的利益驱动。”该人士同时表示，需要金融监管部门大力推动银行、券商等债权人积极参与债务重组，与纾困基金、大股东三方共同化解风险。

　　“纾困不仅仅是纾困基金向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注入流动性，更需各方齐心协力推动公司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但实践中由于各方利益诉求不易，沟通协调不足，不少做法背道而驰，使得纾困效果大打折扣。”上述人士表示。

　　另据反映，纾困基金自身决策程序较为复杂也是障碍之一。

　　“纾困基金通常由地方政府、国资金控平台、券商、私募股权基金、国有企业等各类主体组成，各方的风险偏好和利益诉求存在较大差异，协调难度大，决策链条长，审批流程相当复杂。”前述北京专项基金负责人表示。

　　同时，纾困项目尽职调查难度大也是突出问题。部分获纾困企业质量不高，不少控股股东股票质押融资资金去向及其债权债务关系不透明，在尽职调查过程中经常遇到大股东或有负债无法核实、民间借贷难以核查、抽屉协议无从查证、纾困资金真实用途及流向难以控制等困难。此外，纾困基金由多方参与，且出资金额较大，实践中存在多头行动，重复尽调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