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大变局下的全球焦虑，中国怎么看？怎么办？

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

王文：习总书记从2012年11月15号第一次担任总书记，就在召开的新一届军委班子第一次常务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了“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个论断，到现在将近7年，他在公开场合至少提了80次的“大变局”，这么多次公开场合讲到“大变局”，背后实际上是有巨大的深意。

所谓的“前所未有”，实际上有一个时间段的概念，正如同我书中——经过学术论文的改写成为书中第一章的一部分——想表述的，“前所未有”有五个时间点：

第一个时间点是“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文明领先的角度看，500年前西方开始领先全球，500年后的现在，东方开始领先；

第二个时间点是“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技术动能的角度看，400年前人类掀起了工业化革命，经历了机械化、电力化、信息化，逐渐演变到400年后的今天的智能化阶段；

第三个时间点是“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家制度的角度看，300年前所谓的democracy民主政治体制出现，到300年后的现在，出现了类似衰败甚至崩塌的迹象；

第四时间点是“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知识体系的角度看，目前200年前出现的基于西方经验的全球普及的学科体系和思想范式，已经逐渐走向了末端，已经越来越不能解释新兴世界的发展和全球目前出现的很多黑天鹅、灰犀牛现象，它的准确性和适用性频繁受到了质疑，需要新的理论、新的思想的贡献；

第五个时间点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看，100年前大西洋体系出现，到现在出现了洲际式的转移和主体性的分散，全世界逐渐进入到了一个多极化、多点化、多边化的趋势。

所以实际上“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代表着目前中国决策层对于当今形势的一次宏大、宏伟的战略判断，也是中国对当今世界未来和中国发展的清晰认识。

王文：中国近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是清朝末年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精英对于时势的判断，但可惜这是王朝走向覆灭过程中的一次战略判断，从现在的角度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判断，我觉得它呈现出和目前咱们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区别，那就是当时实际上是一种迟滞的、相对而言晚于战略形势变化的判断，换句话说，是被动的、被驱使的战略判断，变局已经发生了，我们才逐渐地感知它的产生，实际上西方1500年代就逐渐崛起，1600年机械革命以后逐渐强大，1800年以后逐渐进入到中国，产生对当时的旧中国体制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冲击，而到1900年前后，中国当时的决策者和精英们才感受到如此的大变局，是完全被时代推着走，被时代裹挟，缺乏对于变局的主动应对能力。现在我们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是提前的感知者，在全球都在迷茫、焦虑、困惑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大变局的到来，也提前做好了准备，比如说，从技术层面的智能化，从思想层面上我们探讨中国的方向和道路，从权力结构上探索着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等等，我觉得我们成为了大变局下主动的迎战者、主动的变革者和主动的适应者，因此比百年前那次判断“千年未有在大变局”的时候显得更加从容，更加自信。

王文：目前全球都处在十字路口，每个国家都有焦虑、困惑，中国当然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困惑，从国内的角度来讲，整个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数字化的力量犹如机器猫的口袋，一方面为社会民生提供数之不尽的便捷，另外一方面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使社会运行出现前所未有的“即时化效应”，这对我们以超稳定性为文明特征的国家该如何治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是非常考验我们治理能力的，所以国内治理的最大困惑，就是如何强化社会的韧性，去迎接现代化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包括如何应对巨大的贫富悬殊，如何去治理目前国家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如何规避发展主义的陷阱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考虑的、我们所面临的困惑。

另外一方面，从国际形势的角度看，西方出现了第一次的全面颓势，中国面临的不只是单独国家的崛起，而是非西方的集体政治大觉醒和集体的崛起，目前中国崛起面临国际局势的复杂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大国兴衰的局面，中国需要克服的，不只是要避免与美国纠缠的“修昔底德陷阱”，更需要去应对各种各样的国际行为体，包括传统的大国、新型的大国，还有全球的强势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等，这样的所谓的分权和同质化的竞争。实际上中国是作为新型大国的崛起，开创了500年来大国崛起的新模式。

所以这就回到我这本书的主题，当我们面临大变局、每个国家都处在十字路口、中国某种程度上也有类似国内外发展困局的时候，习主席高瞻远瞩地提出了面对大变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那就是：不停地学习，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的大国”，不只是对国际变局、新动向的追踪与把握，更重要的是要对国内治理出现的新问题的改革和克服，这实际上是“干中学”的精神，也是一种“新长征路”的精神，是面临困局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戒骄戒躁，另外一方面要保持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改革精神。

王文：实际上大变局下风险、危机和机遇并存，它代表的是在文明、技术、制度、知识和权力的各个维度上的变化，新旧力量加剧博弈，不同事物之间也在加速地更替，非线性的变量增加、不确定性的概率提升，这个时候，对于中国来讲，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时刻要有更充沛的勇气和智慧，更强大的耐心和定力，透析新机遇，确立大战略。什么叫大战略？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把握我们能力和目标之间的差异，有多少能力干多大的事儿，确定明确目标往前走。

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对大变局的把握和应对中，应该避免误解、误判和误行，要显现志存高远，要有我们的政策执行力和战略远见，这样，中华民族才能最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前沿。

王文：的的确确，18世纪以前，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崛起时的人口只有百万级，充其量是当下中国一个“县”的崛起；19世纪，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崛起时，人口仅千万级，相当于中国目前一个“市”的崛起；20世纪美国、苏联、日本等国的崛起，人口是亿级，相当于当下中国一个“省”的崛起；而21世纪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人口是十亿吨量级的，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它的影响力是原子弹和炸弹的区别，更重要的，它治理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从国内的角度讲，要保持一个十亿吨量级的人口长期中高速地增长、保证就业、社会稳定、地区平衡发展、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压力非常大，中国崛起的国内外的形势都是历来最艰难、最困难的，全球长期有一种“中国崩溃论”的存在，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去治理好一个十亿吨量级如此巨大的社会，这是其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

另外一方面，十亿吨量级崛起产生的经济效应、军事能量以及政策影响力，都面临着全球对中国的一些恐慌、恐惧，中国如何能够实现与国际社会的制度对接、区域统合、文明对话、共荣共生，而不至于重复过去五百年“国强必霸”的道路，这也是国际上出现的形形色色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一个前提下，一方面，国际对中国的所谓崩溃、威胁，种种揣测，都会继续持续下去，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也要有信心，因为我们在走前人未走过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边听，一边更加自信地走。

王文：所谓变局，有时候带来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它有三大特征，一方面，变局往往会带来巨大的变数，有的时候你认为是一场巨大变局，说不定过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又变回去了，变成了过去的旧局，这是挺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说，“一战”以后大家都认为永久和平到来了，不会再有战争了，结果过了不到20年又发生了危机，又发生了伤亡更为惨重的“二战”，从这个角度来讲，变局越大，不确定变数也越大，中国需要更加警惕，更加去捉摸。

第二个方面，变局未必会带来定局，变局往往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进行时的一种状态，很有可能会逆转，有可能会加速，比如说，今年是“历史终结论”提出30周年，30年前西方被悲观论笼罩，认为社会主义的一套肯定会灭绝的，资本主义模式就是社会发展的终点，没想到现在回过去看，没有人再相信那个“华盛顿共识”，“历史终结论”基本宣告破产，也恰恰印证了变局时刻隐藏着不可测的风险，稍纵即逝，也有一些机遇在，这个时候要努力把它抓住。

第三个方面，就是变局或短或长，有时候可能非常快就过去，有时候可能需要很漫长的一个过渡，有的时候是春天，有的时候也可能是漫长的冬天，有的时候看似春天马上到来了，有的时候却突然觉得倒春寒，所以，中国要有更加强大的政策毅力、战略耐心和理念的敏感，要保持头脑清醒和避免盲目乐观。

目前，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这场中美经贸摩擦，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些重大的思想困惑和焦虑，社会上比较流行的一种想法，就是中国失败论，认为目前面临外界的冲击，我们可能会失败；另一种是过于乐观主义的情绪，认为我们经历国际各种危机，冲过去，马上就通向成功了。我认为“中国失败论”和“崛起速胜论”都要不得，我们现在要重读《论持久战》，保持一定的战略定力，换句话说，一个大国的崛起，它面临的过程的曲折和长度，是相当相当相当超越我们想象的，尤其像中国这么吨量级大国的崛起，所以保持战略的毅力和定力是非常重要的，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对《论持久战》精神的学习和延续。所谓的“改革再出发”，才更考验中国共产党人是否拥有带领新时代中国人塑造美好世界的持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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