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宝良：2020年通过加快改革释放内需潜力

12月19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2019年经济工作，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了2020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我国仍保持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日前，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接受《理论周刊》专访，他认为，当前应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继续实施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聚焦国企、土地、市场准入等重点领域，扩大对外开放，提高企业家、创新人才、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2019年我国经济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

《金融时报》记者：2019年以来，受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风险加大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为3%，全球的贸易增长只有1%。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经济的运行情况如何？

祝宝良：2019年，在全球经济下行、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背景下，我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施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大力度减税降费，大幅度增加地方专项债规模，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着力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尽管经济增速逐季回落，但经济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

首先，总体经济基本稳定。经济增长、就业、物价总水平、国际收支、金融稳定等主要经济指标基本运行在调控目标之内，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防控，一些金融机构的问题得到及时处置，银行不良率有所下降。

其次，经济结构有所改善。2019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4.0%，比上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保持快速增长。重大区域战略稳步推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成效，前三季度，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1.2个百分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2.7%。

再次，内需相对疲软。在2019年前三季度中，投资和消费的内需拉动经济增长5个百分点，内需对经济的作用相对于前几年明显减小。此外，投资从去年7月份跌入低谷增长乏力，2019年5月份开始再次减缓，突出表现为制造业投资低迷不振，基建投资增长明显低于预期，满足老百姓美好生活需求的公共设施投资出现负增长。

第四，物价走势出现分化。工业品供过于求的问题再度凸显，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预计全年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受猪瘟和环保影响，猪肉价格从今年年初以来持续上涨，带动禽肉类价格上涨并推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提高。最新数据显示，11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5%，该涨幅创下自2012年1月份以来的新高。

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金融时报》记者:您刚刚提到，2019年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对于前几年明显减小，原因何在？

祝宝良：我国需求走弱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和体制性原因。

一是企业活力不足，部分处于“苦熬”阶段。目前，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仍然低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反映出民营企业预期不稳、信心不足。2018年，我国出现了民营企业退场论，叠加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了部分民企、外企、港澳台企业信心，一些产业出现外迁现象，一些企业处于观望之中；环保、能耗、监管等政策门槛高，评估、担保、第三方服务等各种隐形成本居高不下，企业债务负担较重，实际融资成本较高，经营困难；一些企业创新能力弱，转型升级能力差，中美经贸摩擦和美国实施实体清单后，我国关键技术和零部件卡脖子的问题暴露无疑，科技水平落后和创新能力不足问题凸显。

二是居民杠杆率较快上升挤出了消费。2016年以来，居民持续借贷购房，家庭杠杆率上升速度加快且处于较高水平，今年全国各地严格实行房地产调控政策，但1到9月份住宅销售额仍增长10.3%，明显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度。从收入结构看，往往低收入家庭杠杆率较高，一些调查发现，我国50%的低收入群体的负债包括民间借贷与可支配收入比明显高于高收入群体。我国汽车已经进入了50%的高收入家庭，正在开始进入其他50%低收入家庭，但由于还贷压力和预期收入减慢挤出了这部分家庭对耐用消费品特别是汽车的需求。

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缓慢。今年以来，财政收入和基金收入下降，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支撑基建投资和公共服务投资的财力不足。大量地方政府隐形存量债务到期，还本付息压力加大，部分地方政府专项债用于偿还到期债务，影响了基建投资。地方政府隐形存量债务量大面广，缺乏有效化解办法，是平衡稳基建投资和防金融风险的主要问题。地方政府官员不作为、难作为也是基础设施投资缓慢的重要原因。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涉及教育、医疗、养老、休闲、健康、环保、老旧社区改造、停车场等公共设施需求巨大，也有较好的投资收益，但往往涉及拆迁、补偿和部分居民不能受益甚至受损等利益分配等诸多问题，需要不同层级政府周密规划、分工协作、密切配合、精心工作。由于财税制度、社会管理、官员考核、投融资等制度约束，地方官员对此类公共设施建设积极性不高，而往往热衷于修路、绿化、亮化等形象工程建设，公共设施投资缓慢。

四是宏观政策边际效应减弱。国有企业改革滞后，部分民营企业经营困难，消费者预算约束加大，微观主体行为变化和体制制约，导致宏观调控政策难以顺畅传导，财政支出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传导时滞明显拉长。

五是中美经贸摩擦的负面影响加大。随着企业分阶段“抢单”出口效应的消退，明年我国对美出口将继续出现大幅下跌的局面。一些企业开始将订单转移至其他国家，产能向境外转移的现象加剧。中美经贸摩擦已经出现长期化、常态化、扩大化趋势，并从经贸领域向金融、科技、政治等领域扩散。

2020年内需企稳支撑经济

《金融时报》记者：您如何研判2020年的经济走势？

祝宝良：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我国内需会企稳。2019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会对2020年的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和消费产生一定的拉动作用。2020年，制造业增值税减税约4000亿元，会拉动制造业投资提高1个百分点，但由于工业品价格下跌，企业利润下降，制造业投资仍会低位徘徊，预计全年制造业投资在3%左右。地方政府专项建设债发行节奏较快，专项建设债在部分基建项目中可以做资本金。同时，2019年要提前下达2020年专项债部分新增额度，重点用于交通、能源、生态保护、民生服务、物流、产业园区等领域，基建投资会逐月有所增加，预计2020年基建投资会增长6%左右。2017到2018年开发商土地购置面积增长较大，房地产投资会处于高位，但房地产调控政策不能动摇，房地产投资总体上出现减缓趋势，2020年，房地产投资增长7%左右。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有利于消费的稳定，但部分居民的高负债率会继续挤压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预计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7.5%左右。库存成为稳定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和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近年来库存波动明显减小，库存调整对经济增长和价格变动的影响也随之减少，但我国仍然存在“两年左右去库存、两年左右加库存”的库存周期。2012年以来，我国库存增加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在2%以内，年度库存变动对经济变动的作用在0.2%左右。从2018年7月份开始，我国进入减库周期，预计到2019年年底，库存进入低点，预计从2020年起开始进入缓慢增加库存阶段，并对2020年经济起到一定支撑作用。

但不容忽视的是，中美经贸摩擦升级效应持续显现。2020年，世界经济前景不乐观，会影响我国的外部需求。2019年以来，受贸易不确定性和制造业活动放缓的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同步下行，国际货币基金2019年10月份预测，2019年世界经济仅增长3%，是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增速。美国经济走过了长达近11年的增长后扩张周期正在接近尾部，日本提高消费税会拉低经济增长，英国脱欧给欧洲经济带来不确定性，2020年发达国家经济会继续走低。与此同时，2019年以来已有30多个国家实施了宽松货币政策，这些政策有利于拉动各国内需，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经济会有所回升，预计2020年世界经济增长3.4%。国际经济环境不利于我国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

如果中美贸易摩擦不继续升级，国内维持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力度，综合考虑投资、消费、进出口，2020年我国经济将减慢到5.5%左右。如果进一步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我国经济增速可在5.8%左右。

经济增长情况表明，目前我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可能略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我国经济潜在速度应在6%偏上一点。考虑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经济增长速度在6%左右。基本满足800多万大学生和300万左右农村居民到城市就业需求，也需要经济增长6%左右。建议2020年把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居民消费价格控制在3%左右。

以改革和开放的办法稳定需求

《金融时报》记者：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脱贫攻坚的决战之年，任务艰巨，挑战巨大。您认为需要采取哪些措施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祝宝良：我认为应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继续实施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聚焦国企、土地、市场准入等重点领域，扩大对外开放，提高企业家、创新人才、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首先，实施稳健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与名义经济增速匹配。要按照9%左右的名义经济增速的调控目标，匹配社融规模、信贷规模、M2增长速度，通过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缓解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推动银行通过发行永续债等方式多渠道补充资本金，保证银行体系的放贷能力。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维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其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财政赤字可增到3%，继续减税降费，切实降低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税收负担，支持企业科技创新。在2019年提前下达2020年专项债部分新增额度的同时，加大2020年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加快推进有利于带动消费结构升级包括文化、教育、医疗、养老、旅游等方面的公共设施投资，加大老旧住房、过街天桥加装电梯等改造，加快城市停车场的建设。通过中央转移支付手段，激励增加地方政府进行公共设施投资、改善区域环境的积极性。由中央政府直接投资高铁、水利、电信基础设施等基础设施项目。

再次，通过加快改革释放内需潜力。实施竞争中性原则，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国企要真正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来，放开文化、教育、医疗、养老等行业的市场准入，给民企和外资企业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政府采购和补贴对国企、民企、外资企业要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切实支持民企发展。要增强用能、环保、土地等管理弹性，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促进要素向效率高的企业、行业、地区集中，释放经济发展潜力。用改革的办法扩大消费，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逐步释放出农村约4200万亩集体建设用地，允许城市资本进入农村建设用地市场，一方面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激发农民消费潜力；另一方面也可扩大城市土地供给，降低土地价格，稳定房地产市场。

此外，继续加快推进开放政策落地。尽快加入高水平的自贸区和投资协定的谈判。继续打造高级生产要素集聚新区，扩大自贸区先行先试的自主权，压缩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推动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对外开放。

最后，加强物价预期引导，防止供给面冲击引起的结构性物价上涨干扰宏观调控。明确提出猪肉等禽肉价格、原油价格上涨是供给冲击造成的，是个别商品的价格上涨，不是全面的物价上涨。在当前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不会引发物价工资联动，产生物价螺旋上升。同时，应积极扩大禽肉进口，平抑物价；通过价格引导作用，扩大猪肉和鸡肉等替代品生产；在元旦、春节等关键节点加大储备肉投放，对退休职工、在校学生、贫困人群等关键人群实行价格补贴。防止物价上涨干扰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