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门银行家之死：其牵涉在侨兴债中资金规模不容小觑

有人匆匆“赶来”，有人却选择了“离开”。

　　入夏的天津，整座城市的“引才”躁动似乎仍未消退。而就在此时，一位在天津工作生活超过30年，且一度事业通达的人，选择了“离开”——5月26日14时许，天津农商行董事长殷金宝在自己的办公室割腕自杀身亡。

　　警方根据现场初步勘察，已排除他杀。但截至《等深线》（ID：depthpaper）记者发稿时，天津官方没有公布殷金宝自杀的原因。而近期，天津市委巡视组，启动了对天津农商行、天津滨海农商行的巡视。殷金宝此前也曾担任天津滨海农商行董事长。

　　5月30日，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向《等深线》记者解释，关于殷金宝自杀身亡事件，相关部门仍在调查中。

　　殷金宝曾在天津农商行力推“扁平化”管理模式。而其任职的天津滨海农商行，则在渤海钢铁债务违约事件、侨兴债务违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后一场债务危机后，该银行亦被监管层给予重罚。而正是在侨兴债务危机爆发、并被重罚之后，天津市委巡视组进驻天津农商行、天津滨海农商行。

　　殷金宝之死背后，所需要解开的，恐怕不仅仅是其个人的死因之谜，债市兴盛的大潮退却之后，中小农商行面临的命运，正在逐步浮出水面。

　　董事长自杀

　　5月26日，星期六(002291,股吧)，天津的气温超过了30℃，室外显得闷热，也相对安静。

　　河西区马场道59号，天津“国际贸易中心”A座，天津农商银行总部所在地。与往常的多个周末一样，天津农商银行总行的部分员工在办公室里继续加班。该行工作人员李强（化名）坦言，如今金融业的监管比以前更加严格，总行层面的大小会议增加，员工周末加班亦是正常。当天下午，殷金宝在位于该大厦6楼的办公室内身亡。

　　天津警方对外公布的消息称，5月26日14：00许，殷金宝在办公室割腕身亡，根据现场初步勘察，已排除他杀。消息一出，天津农商银行迅速处于舆论风口浪尖。

　　“挺震惊的。” 李强表示。

　　来自天津市委组织部的公开信息显示，今年54岁的殷金宝是河北衡水人，高级经济师。天津农商银行另一内部人士张刚（化名）透露，殷金宝在事发前仍正常工作，没有发现异常表现。但就在事发当天，天津市国资委等部门发出要求，禁止相应部门及人员讨论、转发“银行董事长自杀事件”的相关内容。天津农商银行多名工作人员向记者印证，该行全体员工也接到了同样的口头要求。

　　天津农商银行官方网站描述，该行是一家地方国资具有实际控制力的混合所有制现代商业银行，其前身是天津农村信用社，2010年6月正式改制挂牌成立。天津多名银行界人士称，天津农商银行此前在业界相对低调，鲜被外界关注。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该行总资产2991亿元，存款规模2099亿元，贷款规模1350亿元。

　　5月28日，天津农商银行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天津“国际贸易中心”大厦的物业人员则向《等深线》记者表示，“这又不是嘛好事，不要打听了”。就在当天，该行董事会发出《关于董事长殷金宝身亡的公告》，称“根据本行章程规定，本行董事会由15名董事组成，殷金宝的身亡不会导致本行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该公告也回应介绍，“本行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正常履职，各项经营管理活动正常”。

　　记者梳理殷金宝的履历发现，其银行从业时间已近33年，曾长期任职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市分行。公开资料介绍，2010年10月，殷金宝调任天津滨海农商银行，历任常务副行长、行长等职务，2017年7月起，转任天津农商银行，任党委书记、董事长，官至正厅级。

　　然而，业界不解的是，殷金宝赴任天津农商银行的时间一直推迟到了2018年年后。张刚称，依循惯例，该行每届新任领导都会去总部各科室视察一番，和员工做一些简单交流、沟通，但截止到2018年5月24日，殷金宝尚未完成这件“例行公事”。

　　公开信息显示，2018年1月12日，天津市十四届政协委员会委员名单审议通过，殷金宝的名字位列其中。其最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是其3月22日赴天津武清村镇银行开展调研。李强坦言，这趟调研之行与殷金宝到任时间相隔不久。不过，这则曾被挂在天津农商行官网上的新闻目前已被删除，截止到5月31日，除上述“公告”外，该行官网再难觅殷金宝的痕迹。

　　5月29日，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大营门派出所值班人员向《等深线》记者介绍，该派出所在事发下午接到辖区内报警，民警到达现场处理，殷金宝已身亡，排除他杀。他称，警方因此没有进一步采取“立案”等程序。但其拒绝透露“报警情况”、现场状况等。5月30日，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负责人向记者解释，关于殷金宝自杀身亡事件的具体情况，相关部门仍在调查中。

　　“殷行长在印象中是个低调，也很温和的一个人。”天津滨海农商银行张浩（化名）称。

　　或涉银行不良资产

　　自4月以来，十一届天津市委第三轮巡视，开始对市管国有企业党组织开展巡视。来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官网消息，5月2日，10个巡视组全部完成进驻工作，开始对22家市管国有企业党组织开展为期2个月的巡视。其中，市委巡视六组单独负责巡视天津农商银行党委及天津滨海农商银行党委。

　　天津滨海农商银行一管理人员向记者透露，“银行不良的情况，肯定是要超过2.29%的水平。”

　　天津滨海农商银行官方网站介绍，该行成立于2007年12月24日，是一家以国有股权为主导、外资和民营企业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的现代商业银行，2011年底纳入天津市市管金融企业，“全国首批6家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农商银行之一”。该行上述管理人员介绍，不良债务主要涉及渤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钢铁）、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房集团）、天津物业等企业。5月31日，《等深线》记者向天津滨海农商银行发出采访函，截至发稿，没有得到对方回应。

　　工商部门的登记信息显示，天津滨海农商银行的并列第一大股东有5家，分别为天房集团、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天津临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天津恒达伟业投资有限公司、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航空），持股比例均为9.93%。

　　记者掌握的情况表明，进入2018年以来，该行多次“遇险”。

　　2月13日，天津滨海农商银行因存在开展同业投资业务未对融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合理性进行严格审查、未有效监控资金用途，被天津银监局罚款30万元。时隔3个月后，5月10日晚，中信信托发布公告，称天津房地产集团应于5月18日偿还的2亿元本金及利息可能发生违约风险。虽然最终没有造成恶劣影响，但其偿债能力的负面预期对天津滨海农商银行来说，绝不是个好消息。

　　财新网的报道称，在之前的渤海钢铁债务危机中，天津滨海农商银行是主要债权行之一，涉及金额约100多亿元。2016年年初，渤海钢铁债务危机爆发，天津滨海农商银行是排在前三位的债权行。

　　此外，《等深线》记者掌握的情况是，截至2017年末，天房集团及其控制的7家公司贷款余额为16.6亿元；天津航空及其关联企业天航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贷款余额为12.6亿元，其中天航控股的贷款余额为10.8亿元，是天津滨海农商银行的第二大贷款户；该行第一大贷款户则为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贷款余额超13亿元。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该行的惨淡业绩。来自天津滨海农商银行的2017年年报显示，2017年末，该行营业收入从39.5亿元降到了21.22亿元，降幅达到了46.34%；利润总额6.15亿元，同比减少5.16亿元，减幅45.59%；净利润5.04亿元，同比减少3.61亿元，减幅41.73%；投资收益同比下降53.27%。

　　“经营业绩几近腰斩。”该行上述管理人员称。

　　不仅如此，在外界看来名不见经传的天津滨海农商银行，更是屡屡牵涉金融违规案件。2017年12月29日，银监会网站公布了对“侨兴债”案中13家出资机构的行政处罚决定，其中该行被罚没金额高达1.6亿元，其因“同业业务违规接受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违反国家规定从事投资活动”。银监会对此定性，涉及“侨兴债”出资机构的违规行为，“性质恶劣，后果严重”。

　　而当时，殷金宝即在该行任职。

　　独特的“滨农”

　　在天津农村信用社改革大潮中，业内人口中的“滨农”，一直是个特别的存在。

　　2003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天津成为第一批试点的8个省（市）之一。2005年，天津市农村信用联社改组成立了天津农村合作银行，2006年，12家区县农信社和155家乡镇农信社完成改组，成立了12家区县农村合作银行和信用联社。2007年，天津市政府将位于滨海新区的塘沽、大港和汉沽三区的农村信用联社改组，成立了天津滨海农商银行。

　　天津金融界人士回忆称，这一系列改革曾被誉为“天津模式”。然而，在原有的两级法人体制下，出现了股权与控制权反向配置等弊端，天津不得不进入第二轮改革。2010年，天津农村合作银行及其下属，除天津滨海农商银行外的9家区县农村合作银行、农信社联社整体改制，名为天津农商银行。

　　“滨海农商行相当于独立于天津农商银行运营。”李强坦言，且当时塘沽、大港、汉沽三家农村银行的不良都被后者留下，前者则是完全没有负担的开始运营。

　　来自天津滨海农商银行《二一七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度报告”）内容显示，其目前主要股东包括天房集团、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航空等，背后则涉及天津市国资委、天津市滨海新区国资委、海航航空等。李强称，反观天津农商银行的诸多不良债务，仍然是历史遗留问题，“只能慢慢吃下去”。

　　而天津滨海农商银行对于做大规模，却显得极为迫切。根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开始，该行共发行二级资本债55亿元，金融债100亿元，根据招募说明书的表述，这些债券主要被用于中小微企业、涉农贷款等实体经济的领域。

　　“银行发债跟企业发债的目的不完全相同，银行发债主要是为了补充资本金，满足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要求。”一长期研究农商银行的学者向《等深线》记者表示，“通俗的说，这样可以扩大规模，做更多的业务”。

　　而其近年来动作频频，均主要来自殷金宝的大手笔。天津前述金融界人士对此称， 2017年5月，联合资信出具的评估报告显示，受经济环境影响，该行不良贷款规模增长明显，信贷资产质量面临下行压力。该报告警示，“滨海农商行需加强风险控制措施，提升资产质量，以保证各项业务的稳定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年度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天津滨海农商银行5家股东进行了股权质押，合计质押18.04%的股份，其中天房集团、天津航空的质押股份占其持有比例分别为69.93%、48.95%。

　　“不受待见”的农商行

　　其实，殷金宝上任天津农商银行之初，仍旧延续了其“大手笔”的路子，对其组织结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

　　天津农商银行在其官网中如此介绍，该行是天津市网点数量最多的金融机构，下辖经营机构443家，包括总行1家，分行2家，事业部3家，一级支行9家，二级支行176家，三级支行1家，分理处251家。

　　但在殷金宝的主导下，该行的管理构架将由“垂直化”调整为“扁平化”。不再执行此前“一级支行-二级支行-分理处”的管理模式，而是实现平行运营。一位接近天津市监管层的金融业人士对记者透露，人民银行方面的清算数据已经调整。

　　前述研究农商银行的学者认为，对于农商行而言，机构扁平化能够使得决策信息更对称，决策更迅速，更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但业界对于银行经营模式的讨论还存在很多争议。在他看来，“平行运营”模式“好”或者“不好”，还是要根据银行自身属性来决定。“目前行里的文件精神传达等速度确实比以前更有效率。”李强坦言。

　　前述长期研究农商行的学者对记者表示，以天津滨海农商银行为例，其成立之初的目标是主要关注农村金融，但业务更多的还是选择政府、大企业等大客户合作，其小微业务并不出众。

　　在其2017年年报中显示，天津滨海农商行通过货币市场开展融资业务，全年累计完成线上资金交易额3417.54亿元。

　　2015 年11 月2 日，该行通过投资万家共赢资产管理公司设立的资管计划，向广东惠州侨兴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侨兴电信提供融资，期限1年。“年度报告”内容描述，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与天津滨海农商银行签订了《资管计划受益权转让合同》，承诺为侨兴项目承担无条件不可撤销的受让该资管计划受益权的义务和责任。2016 年11月2日投资到期，企业违约未按时偿还该行投资本金。该银行承认，其经反复催收，但该企业涉及发行私募债券到期未兑付等问题被媒体曝光，企业经营困难加剧，无法正常偿还全部本金。

　　始于2016年12月20日，牵扯出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员工与侨兴集团人员内外勾结、私刻公章、违规担保案件，涉案金额约120亿元的“侨兴债违约事件”，愈演愈烈。

　　2017年12月29日，原银监会官网发布了其对13家出资机构的处罚结果：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恒丰银行、兴业银行(601166,股吧)郑州分行、兴业银行青岛分行、天津滨海农商银行、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河北省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吉林舒兰农村商业银行、吉林永吉农村商业银行、吉林蛟河农村商业银行、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吉林乾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等，罚没金额合计13.41亿元。

　　其中，天津滨海农商行被罚1.6亿元，其牵涉在“侨兴债”中的资金规模不容小觑。

　　前述学者分析认为，农商行改制后，引入的股东会对其有业绩、分红等要求，农商行开始专注金融市场业务、金融创新业务，并成为一种趋势，以更容易达到股东的要求。

　　3月22日，殷金宝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就是赴天津武清村镇银行开展调研，目的则是关注相关城镇化项目。事实上，殷金宝在天津滨海农商银行任职期间，就曾对外表示，“城镇化给银行提供了很多机会”。他生前公开称，小银行的资金实力有限，但能在城镇化的大项目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5月11日，银保监会公布了2018年1季度主要监管指标。农商行2017年各季度资产增速分别为15.31%、12.40%、11.28%和9.78%。相对应的则是，不良率的上升。公布的监管指标显示，2017年4季度，农商行不良率3.26%，环比上升0.10个百分点，同比上升0.71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