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新年后首单两融纠纷！光大证券索偿5237万，2019股质业务风波不断，索偿累计逾9亿

新年伊始，又有券商陷两融业务纠纷。

1月6日晚间，光大证券发布公告称，因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已向法院起诉石河子市瑞晨股权投资（以下简称“瑞晨投资”）索偿5236.88万元，目前法院已受理。

近年来，融资融券等券商融资类业务踩雷现象时有发生，多家券商因踩雷两融业务均在2018年年报中进行了相关资产减值计提。

为了降低两融业务风险，进而提升券商风险管理能力，增加市场活力，2019年8月，证监会指导沪深交易所修订《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包括取消最低维持担保比例不得低于130%的统一限制，交由券商与客户自主约定等。

市场人士表示，两融业务“松绑”有助于提升两融规模，维护市场活力。另外随着两融余额重回万亿大关，券商利息收入将整体受益，但这也对券商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风控能力将成为券商两融业务的核心竞争力。

光大股质业务索赔金额逾9亿

公开资料显示，瑞晨投资曾在光大证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

光大证券表示，由于交易的维持担保比例突破平仓线后，瑞晨投资未按约补充足额担保物或偿还融资融券负债，已构成违约，光大才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瑞晨投资偿还融资本金、支付融资利息、违约金等，合计人民币 5236.88余万元（暂计算至 2019年12月2日）；并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公证费等全部实现债权的费用。

财联社注意到，这不是光大证券第一次因两融业务诉讼公堂。早在2018年2月，光大证券便请求法院判令公司融资融券客户吴某偿还融资本金、利息、逾期罚息等共计约人民币4778万元。

此外，光大证券2018年度对于融出资金计提资产减值4194.7万，包括融资股票业务（担保物为上海莱士股票），计提减值准备为2403.67万元；涉及孖展融资业务，计提减值准备为1791.03万元。

截至2019年6月末，光大证券融资融券余额255.57亿元，较2018年末增长13.57%；市场份额2.81%，较2018年末下降5.77%。公司融券余额2.82亿元，市场份额3.19%。

除两融业务外，光大证券另一信用业务——质押式证券回购业务也屡屡踩雷。

2019年5月，光大证券因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将石某某告上法庭，诉讼金额为4599.34万元。

2019年7月，光大证券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郑某某（在光大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偿还融资本金、支付融资利息等，其配偶占某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计人民币约2.35亿元（暂计算至2019年6月19日）。

2019年8月，光大证券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融入方张某某偿还融资本金，支付融资利息、罚息、违约金、律师费等，融入方配偶马某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计人民币约5.03亿元（暂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马某某和张某某作为融入方与光大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2019年11月，光大证券又向瑞晨投资索偿1.167亿元，还是因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

据财联社统计，光大证券2019年因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起诉索偿累计达到9亿元。

多家券商曾因两融业务计提资产减值

不止光大证券，两融业务在过年的一年时间里已成为多家券商的风险点之一。

比如，2019年，中国银河公布的5起诉讼公告中有3起为两融涉诉案件，索偿累计达到1.81亿元。

2019年2月1日，银河证券公告称，投资者葛某某因两融账户违约，欠公司剩余本息共计5121万元。

2月20日，银河证券公告称，因投资者徐某某的两融账户担保比例不足130%且未及时追加担保物，被强制平仓后倒欠券商钱。请求法院判令徐某某支付融资本金、利息、罚息等共计6545.88万。

4月17日晚，银河证券再发布涉诉公告，称两融投资者孙某勇在银河证券开展两融交易时违约，且未按时补足担保物，银河证券将其以及担保人告上法庭，索赔融资本金、利息、罚息等近6500万。

西南证券同样也深陷两融业务纠纷。2019年1月29日，西南证券发布“关于相关诉讼进展的公告”，披露西南证券目前在处理的融资融券交易纠纷有4起，涉案金额986.21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长江证券、光大证券、方正证券等3家券商因踩雷两融业务均在2018年年报中进行了相关资产减值计提，像方正证券2018年全年计提金额4.7亿元，其中融出资金转入就达到3.37亿元，占比近72%；长江证券计提融出资金减值准备2987万元，其中包括子公司长证国际对孖展融资业务计提减值准备493万元。

两融业务迎政策性松绑，头部券商明显受益

为了降低两融业务风险，监管层也在尝试为券商和投资者提供一个更包容、更体现公司自主风控、更便于客户业务办理的监管环境。

2019年8月，证监会指导沪深交易所修订《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取消了最低维持担保比例不得低于130%的统一限制，改为由证券公司根据客户资信、担保品质量和公司风险承受能力，与客户自主约定。

二是完善了维持担保比例计算公式，除了现金、股票、债券外，客户还可以证券公司认可的其他证券等资产作为补充担保物，增强补充担保的灵活性。

三是将两融标的股票数量由原来的950只增加至1600只，其中沪市新增275只，深市新增375只，中小板、创业板股票市值占比大幅提升。扩大后的融资融券标的股票范围将从19日起适用。

招商证券策略首席分析师张夏认为：中长期而言，取消最低维持担保比例给予了证券公司更大的自主权，使其能够针对不同客户设定更加市场化和有针对性的担保比例，有利于提高券商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开展两融业务的积极性，进而提高两融规模和活力。

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何南野表示，由于大型券商资本金更为丰厚，手上现券也比较多，他们从事融资融券业务更有优势。同时，由于最低担保比例可以协商，这就需要券商有更强的分析判断、定价及风险防范能力，这也使头部券商具有更大的优势。因此本次政策“松绑”，更利好于大型的头部券商。

两融余额重回万亿大关

随着二级市场的回暖，沪深两融余额由2019年1月初的7281亿元涨至万亿大关。

截止1月3日，两融余额为10261.66亿，占A股流通市值2.10%。两融交易额 730.43亿，占A股成交额10.51%。

值得一提的是，两融余额上一次破万亿元还是在2018年4月16日，也就是说，这中间时隔20个月。而历史上两融余额首次突破万亿大关是5年前的牛市初期（2014年12月19日）。

中航证券分析师胡江认为，两融余额的大幅提升将利好券商利息收入。自2012年创新业务兴起以来，券商业务开始呈现多元化，经纪业务收入比重自2015年以来随佣金率走低而梯次下行，但兴起的重资产业务如两融业务依旧与市场行业强相关，使得券商股仍就别很强的高弹性高贝塔属性。

不过，这也对券商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风控能力将成为券商两融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如果券商在开展两融业务之际，不顾自身风险管理能力，盲目扩张市场，那么最后必将“赔了夫人又折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