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抗疫引发中国新一轮数字化高潮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原全球副总裁朱民2月22日在五道口在线大讲堂做了主题为“战胜疫情，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的演讲。他表示，疫情对2020年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的发展都是一场严峻考验，要充分发挥疫情激发的反弹力、活力、战斗力和凝聚力，推动2020经济反弹，抗疫引发了中国新一轮数字化高潮。

朱民首先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宏观大背景。他表示，201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金，从1万美金走向1.5万美金，开始进入高收入阶段，2020年是第一年，高起点的进入高收入阶段特别重要。

“要深刻理解疫情的经济影响”，他认为，疫情对经济影响还是很大的，要完成今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需要强劲反弹，需要十倍的努力。

朱民分析了2020年1-2月和2019年的总需求和总消费数据。他认为，2020年第一季度肯定是负增长，估计会连累GDP的3-4个百分点，“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疫情造成总需求弱了。”

他还表示，出口也是2020年一个特别严峻的挑战。“今年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拉动总需求，拉动消费、投资、出口，都不容忽视。”

总供给方面，他认为，这次新冠疫情影响区域大幅超过“非典”，整个供给面大规模受到影响。停工大约20-30天，经过调研发现，复工难的原因从供给来说，主要还是物流，物流、人流、交通流不通，占60.7%。“现在看来，整个产业链、物流、交通的损伤还是很大，要恢复也是很艰巨的任务。”

朱民表示，目前整个宏观环境和“非典”时期比也有很大变化。非典时期，全球是经济上升阶段，中国也增长很强劲，“非典”结束后经济继续上行。“现在全球增长从3.5%降低到2.9%，今年最新估计大概是3%-3.3%左右。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会更低。中国的增速今年争取在5.5%-6%之间这个速度。”

贸易增速方面，“非典”时期全世界贸易是处于很强劲的上升阶段，中国加入WTO后，贸易增长也很快。“去年世界贸易增长从3.6%降到1.1%，今年可能略有上升，大概2%左右。中国的贸易，出口从9.6%降低到3.4%，今年可能还会进一步下调。”

他表示，2003年“非典”后，中国整个投资一直上升，反弹非常强劲。2003年工业增长有季度下调，之后就是直线上升。贸易，有第一季度下跌，以后就反弹，维持上升。贸易反弹也是非常强劲。年度房地产有很大下降，但以后就开始反弹，很强劲。整体上，2003年房地产销售比2002年上升31.9%。

“消费方面，2003年有下跌，从全年看，2003年的消费增长低于2002年”。朱民认为，消费可以反弹，但很难全面补回来。“2个月没出去吃饭，不可能后面完全补回来。所以2003年的消费增长低于2002，但是2004年保持了强劲增长。”

“总的来说，2003年经济有强劲反弹，消费比较困难，靠投资、房地产、贸易拉动，使经济继续增长。”他表示，从结构上看，反弹和恢复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消费角度，需要很大力度来推动，但反弹是客观存在的。但现在整个经济周期、外部环境和2003年“非典”时期完全不一样。“2003年是全球性的上升周期，中国也是上升周期，所以有非常迅速的经济反弹。今天这个环境，也会变得相对困难。”

“好在投资和工业是稳住的。2019年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减税、鼓励投资、宏观政策、货币政策支持等，工业增速2018年也稳住了，还在上升，还是有个很好的基点可以继续反弹”，他说。

朱民认为，和之前疫情不同的是，科技，包括网络、云、AI、5G等在本次疫情战斗中起了积极作用。

他说：“本次疫情发生时，中国已经是网络大国，全社会数字化已经有一定的基础。数字化技术支撑了疫情信息传递、防控，基于强大的网络和各种科技手段的加持，互联网和数据智能技术助力科研检测、信息服务、疫情防控、物资供应、甚至捐赠等，极大提升了本次疫情防控的效率。同时，疫情期间的社会经济运行，如生活服务、在线医疗和办公学习等，也因为数字经济出现了新的生态。”

“线上教育、娱乐、医疗、娱乐、办公，都得到了跳跃式发展，这是很大和很新的变化。”朱民认为，从观察到的情况看，“疫情后的恢复，会走上很大规模的新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过程，这个对整个经济的推动和影响，以及对长期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

他认为，科技创新既是抗疫的有力工具，也在成为反弹的新经济增长点。“如果疫情期间可以线上做，为什么不能成为常态？如果成为常态，以后中国的数字经济会上一个大台阶。”

“2020年的抗疫会引发中国新一轮数字化的高潮。”朱民在直播中分享，前段时间去了美的做调研，空调生产线全是机器人。另外医疗，无论是2B还是2C、智能教育都有很广的应用场景，以数字化方式提升效能。

朱民提出，要改革开放+数字化智能化，两条腿走路，迎接新经济的未来。“2020年完全可以看作是5G基础设施的发力阶段，大规模的5G投资，可以把五年周期做成三年的周期。既有宏观推动作用，又有基础设施推动作用。”

他认为，加快5G基础设施，2020年会变成很重要方面。物联网变成下一步最主要的产业性基础性设施。AI+5G，会改变各行各业。机器人发展潜力极其巨大。

“抗疫引发了中国新一轮数字化高潮”，他认为，未来会出现数字化社区，因为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现在通过线上登记、每日健康跟踪，整个数字化治理的框架正在形成。”

对于小微企业，朱民建议，要迅速抓住疫情结束后的反弹，走线上走数字化道路，也利用这个机会反思内部管理提高效率。

以数字化提升治理效能，是我国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命题。社会治理已经成为我国治理现代化体系的重要部分，新一代数字技术则是提升国家智能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利器。数字政府，在疫情防治和应急管理视角下总结提炼数字政府。

地方政府治理和数字化的最佳实践，将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各地各级政府在反应速度、行动力度、方式方法上各有差异。后续随着疫情防控的发展，给地应对疫情的治理模式以及对数字化的理解和应用模式的差异，必将影响到后续对整个国家数字治理体系的建设。

城市精细化治理。本次疫情也是对城市精细化治理的评测，让城市宏观决策和街道、社区微观精细化治理成为城市管理者的刚需。城市大脑沉淀的诸多产品将有更多机会。

数字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本轮疫情应对中，通过线上信息登记、每日健康追踪打卡、社区疫情线索及时举报等，支付宝小程序、钉钉物业管理端等开展了初步的尝试，后续数字社区建设有望在社会治理的框架下得到进一步加速。

朱民认为，2003年SARS让众多消费者了解和接受了网购。本次疫情，则可能让更多社会成员接受和习惯在线学习、在线办公、在线问诊和远程会诊等。具体体现在：

“当前复工需要政府支持的是什么？”朱民做了上万企业调研，他认为，“尽快恢复物流还是最主要的，贷款和金融服务是第二位，还要给企业灵活性，不要强制推迟或者提前复工时间，让企业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复工。”

“还有减免税费，特别是所得税收入税，至少是今年上半年，以及更加灵活的用工政策，有的地方人回不来，有的地方人多，阿里借用员工就是个很有意思的创举。减免社保也很重要。”他表示，从现在看，推动反弹，需要一系列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政策，而且是结构化的细致的政策，就会变得特别重要。

他总结了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比如，人民银行对流动性、贷款利率水平、专项贷款安排等都有一系列积极政策，增加了3万亿的流动性。“支持反弹，金融已经走在很前面了。”

银保监会对于企业内部资金转移、不良贷款、保险等问题都做了政策调整，财政部也从定向财政补贴、减税降费、提前下达地方债务额度拉动经济增长，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对重点企业予以贴息等方面出台支持措施。发改委从整个物资供应、企业扩大再生产需要、电力保障、审批程序的减少和加快，疫情期间企业融资需求支持，员工错峰有序返程等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还有交通部门的运输、工信部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商务部对商业库存等，海关总署对外贸企业复产支持等都有一系列文件。

朱民认为，政策力度是很大的，但政策落地需要过程，需要全面打通。“从企业来看，还是要尽快恢复物流，减税降费、给企业灵活性和自主性。”

他说：“需要争分夺秒，疫情和复工两手抓，结构性政策支持，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市场，10倍努力推动经济反弹。地方也要创造自己的政策。给企业空间、利益，让企业和市场同时发力。我们要十倍努力来推动经济反弹。现在需要把反弹做成强劲反弹，才能完成2020年任务，为进入高收入阶段打下好的起点。”

要迅速启动复工

关于实现2020经济和社会增长目标的政策和抓手，朱民认为，要迅速启动复工，实际落实支持政策。“需要全面复工，一个地方复工很难。这次疫情影响面大导致产业链的恢复非常困难，从重点产业开始，抓产业链恢复非常重要。”

他表示，今年贸易是个艰难年，要全力推动贸易恢复和出口。还应全力拉动和鼓励疫后消费。“拉动消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消费对GDP增长贡献超过了60%。需要创造一个消费的高潮，这个很重要。有高质量产品满足消费需求，这个是很重要的方面。

政府可以加大和提前采购，拉动总需求，作为复工后第一笔需求。”“还应该以抗疫中科技创新经验为基础，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数字化，政府推进数字化建设的基础设施。”

朱民表示，要把现在的疫情放到更为宏大的叙事之中，就是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发展的历史阶段。

朱民还分析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规律，“都是农业比重在直线下降，工业是先上升后下降，制造业也是，整体不断上升的只有服务业，所以发展服务业就变得特别重要。”

“中国服务业不断发展，今天占整个GDP的50%。但是再进一步看，我们发现很有趣。服务业占比上升，工业占比下降的时候，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上升了，超过了服务业，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130%，也就是高于服务业30%，这是很大的挑战。”他认为，中国服务业不断扩张，如果劳动生产率不提高，服务业每上升1个点，会丢掉0.3个点的生产率。“剩下的就是怎么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这个非常关键。”

他把服务业分为市场化的和非市场化的，指出尤其是非市场服务业效率不高。“问题进一步演变成怎么提高非市场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

“服务业只要有竞争，还是有劳动生产率的”，朱民指出，金融业劳动生产率不低，商业也很高，但教育和医疗的劳动生产率是低的。“我们怎么进一步改革开放，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特别是非市场化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