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纠纷这五年：2015-2019年信托纠纷司法案例研究（上）

导读

在2014年之前很少有信托违约项目发生，但以2014年为分水岭，信托开始爆发违约潮，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经有400多只信托项目违约，2019年信托违约数目创历史新高。近日，有报道：某信托公司起诉！11.1亿贷款纠纷未决！4月9日，*ST富控(行情600634,诊股)（维权）发布公告称，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签发的（2020）沪0106民初11111号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民事起诉状等。[1]

随着《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的发布，必然对我国信托纠纷的审理产生深远的影响，审判实践中法院对信托纠纷的审理中所积累下的经验也尤为值得关注，对信托纠纷的程序性问题和实体性问题的处理沉淀了有意义和借鉴的规则，也为信托项目交易的界定和法律风险的预防提供了宝贵的视角。本文以无讼案例数据库上所检索到的近五年（2015年至2019年）信托纠纷裁判书为样本，分析信托纠纷中的主要争议焦点，并结合《九民纪要》精神为预防信托项目交易的法律风险提出建议。

根据在无讼上以“信托纠纷“为关键词搜索，近五年（2015年--2019年）全国涉及信托纠纷案件共1671件，其中山东某公司涉案“股权转让纠纷”中提到“信托纠纷”一词有902件，还有2件案例因网站查看案例数量有限无法核实，2018年实际案例数量比无讼网显示案例数量少19件，因此本文在剩余748件信托纠纷案例基础上进行研究分析。

从裁判案由上看，《民事案由规定》将“信托纠纷”案由具体分为“民事信托纠纷”、“营业信托纠纷”和“公益信托纠纷”三类，然而在检索近五年信托纠纷案例时，以“信托纠纷”为案由的有340件（包括3件案例标题是其他纠纷，案由是信托纠纷；1件案例标题是营业信托纠纷，案由是信托纠纷），营业信托纠纷292件（包括4件案例标题是其他纠纷，案由是营业信托纠纷；1件案例标题是民事信托纠纷，案由是营业信托纠纷），民事信托纠纷21件，公益信托纠纷1件，其他纠纷94件（包括62件案例标题是信托纠纷，案由是其他纠纷）。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除了法院直接以“信托纠纷”为案由外，与金融业务有关的营业信托发生的争议较大。

从关键词来看，主要有：金融借款（3）、债权转让合同（2）、债权转让（2）、债权转让协议（2）、查封（2）、扣押（2）、冻结（2）、委托代理（2）、优先受偿（1）。

从裁判年份上看，2019年175件，2018年256件，2017年143件，2016年108件，2015年66件。总体而言，信托纠纷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且2018年激增，这主要是因为信托项目违约大幅增加。

从审理程序上看，一审343件，二审163件，再审43件，其他（主要是执行）199件。从上述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信托纠纷仍是以一审、二审裁判书为主，再审和其他类别裁判书为辅，这也符合正常的实务操作。

从文书性质上看，748篇裁判文书中，判决书有285篇，裁定书有469篇（民事270篇，执行187篇），占比超过了50%，通知书6篇。可以看出，在信托纠纷案件中，程序性问题的争议较为突出。

信托受益权转让时管辖冲突的处理。信托实务中，将信托受益权转让的行为很常见，如果转让协议约定的管辖条款与信托合同不一致，一旦发生纠纷便会产生管辖权异议。如果信托受益权的受让人与信托公司（受托人）之间发生纠纷，受让人知道信托合同管辖权的约定，在转让协议中未约定管辖条款或者信托公司不认可转让协议的管辖约定，则仍适用信托受益权转让人（委托人）与信托公司（受托人）之间的信托合同的管辖约定。如果管辖权纠纷发生在信托受益权的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不受信托受益权转让人与信托公司之间的信托合同管辖条款的约束。如：委托人西藏信托公司与受托人方正东亚信托公司签订《信托合同》，西藏信托公司（转让人）与光大银行(行情601818,诊股)广州分行（受让人）签订《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又将信托受益权转让给工行鹰潭分行，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因工行鹰潭分行违约而起诉产生的管辖权纠纷，法院认为二者纠纷与《信托合同》及当事人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信托合同》只是涉案信托受益权产生的事实依据，并非光大银行广州分行提起诉讼所依据的合同，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情形，《信托合同》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对本案的提起不具有约束力。[4]

2、级别管辖主要根据诉讼标的额确定

在信托纠纷案件中，诉讼标的额一般都比较大，认定法院是否有管辖权多以诉讼标的额来确定，很少考虑“有重大影响”等情形。

如果诉讼标的额未达到中级、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民商事案件的诉讼标的额，则认定不属于中级、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从而驳回当事人的管辖权异议。有法院认为：诉讼标的额未达到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民商事案件的诉讼标的额，不属于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5]当事人在约定管辖条款时，应注意诉讼标的额对应的法院级别管辖问题，以免造成约定的管辖条款无效。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确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的诉讼标的额上限为50亿元，诉讼标的额50亿元以上的由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的诉讼标的额下限大多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中的规定，并根据当事人住所地所在的地区确定。

1、信托财产的保全

信托财产在信托存续期间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各自的固有财产。《信托法》没有对信托财产作出明确定义，仅规定了信托财产的范围，《九民纪要》对信托公司可以保全的财产进行了明确规定。

《九民纪要》规定除了《信托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三种情形以及兜底条款外，不得对信托财产采取保全措施。《信托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三种情形：（1）设立信托前债权人已对该信托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并依法行使该权利的；（2）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所产生债务，债权人要求清偿该债务的；（3）信托财产本身应担负的税款。如果已经采取保全措施的，存管银行或者信托公司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该账户为信托账户的，应立即解除保全措施。

当事人申请对受益人的受益权采取保全措施的，法院要先根据《信托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即审查受益权是否存在法律行政法规的限制性规定、信托文件的限制性规定，再决定是否采取保全措施。如果决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将保全裁定送达受托人和受益人。

2、信托公司固有财产的保全

《九民纪要》明确规定如果信托公司不是被告，原告申请对信托公司的固有财产采取保全措施，法院一律不予支持；即使信托公司是被告，也是在确有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并且不能执行超过诉讼标的的部分。信托公司在申请解除对信托固有财产的保全措施，只要符合法律、司法解释规定情形，也会及时解除保全措施。《九民纪要》之所以对原告申请信托固有财产的保全措施作出严格限制，主要是考虑到尽量减少信托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

3、财产保全中的案外人异议

保全裁定如果未经法院撤销或解除，被保全的财产将由诉讼过程中的保全裁定转为执行中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可能会有案外人主张对执行标的享有物权而提出异议。虽然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不能对抗保全措施，但会影响被保全财产的执行效果。

一般来说，被执行人是被执行财产的所有权人，但如果案外人有证据证明其系被执行财产的所有权人，其可基于所有权主张排除强制执行。案外人以享有物权提出排除执行异议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在衡量案外人的物权与申请执行人的普通债权时，更倾向于认定案外人的物权是否能够排除强制执行。如有法院审查后认为：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移转、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案外人的质权设立晚于本院对该笔应收账款的冻结，故不能产生对抗本案申请执行人债权之效力。[6]申请执行人在向执行法院提供财产线索时，可预先调查被执行人财产是否存在被抵押、质押、案外人占有的情况。

被执行人提出不予执行申请，法院通常裁定驳回被执行人的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规定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时，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由此可以看出，人民法院应当对公证债权文书进行审查，但对审查内容和审查形式，法律并未予以明确。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审查的形式并不相同，绝大部分法院采取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相结合的审查方式。

（1）形式审查

形式审查主要审查当事人依据公证债权文书向法院申请执行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审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公证债权文书是否生效；债权人是否已向原公证机关申请执行；执行管辖问题。

在执行管辖问题上，实践中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主张将争议提交至信托合同约定的法院管辖，法院通常予以驳回。有法院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和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法院驳回了当事人主张按照信托合同约定的法院管辖的异议。[7]因此，律师建议债权人在申请公证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时，应选择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

（2）实质审查

实质审查主要审查公证债权文书的签发和内容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如：公证债权文书的签发程序是否合法；公证债权文书的债权数额和种类是否确定；当事人自愿接受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是否清楚；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是否违背事实、违反法律或依法不得强制执行。

绝大部分法院在审查公证债权文书的当事人是否自愿接受强制执行时，以当事人在公证债权文书中载明的意思表示为准，如果当事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接受强制执行违背其真实意思，法院将会不予支持。如果当事人在对债权文书公证后，又约定可以通过诉讼解决纠纷，产生纠纷后直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的，法院按照合同约定依法予以受理。有法院认为：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强制力效力的重要来源，当事人可以通过合意的方式约定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的内容，法律亦不禁止当事人变更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的内容，放弃对债权的特殊保障。[8]

在审查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是否违背事实，各地法院的做法不同。如 有法院以执行证书内容与事实不符，不属于本案申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审查范围，驳回不予执行的申请。[9]有法院审查后认定内容与事实并无不符，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10]

在审查公证债权文书的债权数额和种类时，如果债权数额具体、确定，当事人主张文书中的债权数额提出执行异议时，法院不予采信。如被执行人提出给付内容表述不明确、不具体，法院认为：执行证书是否多计算债权数额，不能构成人民法院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理由，不属于公证债权文书内容与事实不符的情形，双方当事人可以在实际执行程序中可以另循法律途径解决。[11]但若当事人约定的债权数额不明确，则会被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如当事人在合同中仅约定债权数额的计算方法，法院认为：给付的内容、债权债务的标的、数额不明确，裁定对公证债权文书不予执行。[12]在对债权文书进行公证时，应对债权的给付内容予以明确具体且无异议的约定，以免造成无法直接申请执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比如公证费、律师费等必要费用问题，因为公证费、律师费的不确定性，可能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这就需要当事人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考虑。

信托公司在实务中要结合法院的审查标准考虑债权文书的约定是否能够符合，是否存在法律瑕疵，尽量按照法院的审理思路要求和落实业务的细节。另外，办理公证债权文书后直接进入执行程序，无法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无法采取查封、冻结等措施，会面临资产被恶意转移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