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泰信托“告官” 政信类信托风险揭盖头
摘要 近日,中泰信托“状告”地方政府的案例引起业内哗然,也引发了市场对政信类信托违约风险的讨论。在分析人士看来,在处境异常艰难,实际控制人不明、公司内部治理缺失等因素的影响下,中泰信托“状告”地方政府也实属无奈之举,意在施加压力,催促尽快还款。
一起信托公司状告地方政府的案例引起业内哗然,也引发了市场对政信类信托违约风险的讨论。近日,中泰信托以合同纠纷为案由将遵义市汇川区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川城投”)、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遵义经开”)以及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遵义市汇川区政府”)告上法庭。在分析人士看来,在处境异常艰难,实际控制人不明、公司内部治理缺失等因素的影响下,中泰信托“状告”地方政府也实属无奈之举,意在施加压力,催促尽快还款。基于现实需求和长远发展来看,信托公司拓展政信业务,应进一步向专业化、综合金融服务靠拢。
中泰信托“状告”地方政府
这场纠纷的起因源自于中泰信托4年前发行的一款政信信托产品,2016年7月5日,中泰信托成立“弘泰1号遵义汇川集合信托计划”,总规模3.5亿元,投资期限为3年,融资方为汇川城投,担保方为遵义经开,该信托产品的预期收益率在7%-7.2%之间。
信托资金用于受让汇川城投因代建高新快线(汇川段)和长沙东路道路工程项目形成的对遵义市汇川区政府的约5.1亿元的应收账款。
中泰信托以合同纠纷为案由将汇川城投、遵义经开以及遵义市汇川区政府告上法庭,上海金融法院将于9月22日正式开庭审理。将遵义市汇川区政府列为被告,原因是在该信托产品中,遵义市汇川区政府为该项目直接债务人,汇川城投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并由遵义经开提供担保。
信托公司状告地方政府在业内实属罕见,一位信托行业观察人士提到,从现阶段来看,中泰信托业务停滞,存续项目问题较多,公司运营也陷入困境,无力斡旋解决存续项目问题,在项目兑付困难的情况下,只能按程序推进解决,此举意在向政府施加压力,催促尽快还款。
用益信托研究员帅国让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这很大程度跟中泰信托当前的处境相关,属无奈之举;自从2017年暂停集合信托业务以来,该信托公司在行业的处境异常艰难,实际控制人不明、公司内部治理缺失等问题也成为行业内关注的焦点。
针对纠纷一事的最新进展,中泰信托方面回应北京商报记者,该公司之前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并在2020年6月1日取得了《上海金融法院受理通知书》。目前,还在等法院确定开庭时间等后续事项。中泰信托仍与相关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及时跟进法院进度及交易对手方的债务化解情况。中泰信托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目前“弘泰1号遵义汇川集合信托计划”剩余待偿付本金约为2.44亿元。
违约或将持续
政信类信托是基础产业类信托的一种。基础产业类信托是指资金投资于基础产业领域的信托计划,其中投向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被称为基建类信托,其参与实体基本为地方国企或融资平台,用资项目多由国家和政府支持,由政府验收并还付款,因包含隐形政府信用,又被称为政信类信托。
回顾市场表现,近两年来,共有13个省份出现政信类集合信托违约事件,来自普益标准监测数据显示,在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共有46只政信类集合信托发生违约,涉及43家城投公司,违约规模合计为107.2亿元。2019年是政信类信托违约的高发期,全年违约金额共计82亿元,其中第四季度规模最高,达35.1亿元。
2020年一季度,政信类信托并未在疫情的影响下受到较大冲击,反而出现逆势增强,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政信类信托余额为1.13万亿元,占比从2019年四季度末的5%上升至5.32%。违约规模大幅降至5.76亿元,可见在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的政策背景下,政信类信托的风险有所降低。
政信合作模式多以政府或政府背景企业为背书,可谓“大树底下好乘凉”,受到投资者和信托机构的青睐。但分析人士认为,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会持续加强,政信类项目的融资需求会继续升温,相应的风险防范需求也随之增加。
在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看来,虽然目前监管不允许地方政府做信用担保,但从存量情况来看,预计这类违约事件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不过总体上风险依然可控。
普益标准研究员陈飞旭同样认为,近几年来大力规范政府融资行为,国家不断出台各种政策、文件,规范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鼓励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限制其他融资方式,信托公司向地方政府提供融资在政策层面受到明显的限制。同时,城投信仰也受到政策的负面影响,政信类信托的募集难度较以往提升。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要求,加快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规模控制和预算管理、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地方政府新发生或有债务,要严格限定在依法担保的范围内,并根据担保合同依法承担相关责任,政信类信托发展一时受限。
即便如此,信托公司违规要求地方政府提供担保的案例也时有发生,6月3日,银保监会江西监管局网站公示了一张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中江国际信托因发放信托贷款违规要求地方政府提供担保。被江西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中国银保监会罚款30万元。
政信业务春天哪里找?
在“资管新规”延期的背景下,传统非标资产已走进“黄昏”,政信类信托产品“非标转标”也迫在眉睫,未来政信类信托业务可以如何转标?“可以开展基础资产证券化业务,协助城投公司发行债券,发行信托产品认购相应债券等。”帅国让说道。
“基于现实需求和长远发展来看,信托公司拓展政信业务,应该还是围绕基建领域展开,并且需要特别关注新基建领域。”陈飞旭表示,信托公司可以开展综合化的基础设施信托业务,或者说基础设施领域的私募投行业务。尽管目前基础设施信托主要以融资为主,但随着信托在基建领域的深耕,其创新着力点向专业化、综合金融服务靠拢是必然趋势。
陈飞旭提到,其次,信托公司可以开展基础资产证券化业务,在开展综合化的基础设施信托业务或者基础设施领域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同时,发行信托产品认购相应债券,形成完整的业务链条。如此,既契合了信托非标转标监管要求,又能够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廖鹤凯进一步预计,后续政信类非标的占比会逐步下降到非主流业务的水平,主要方向还是逐步降低融资成本,拉长融资期限,让新旧业务平缓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