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学者：在金融科技发展中需要思考和厘清的几个问题

　　当前，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发挥了很多积极作用，促进扩大了金融覆盖面、提升了服务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但与此同时，我国也出现了一系列互联网金融乱象，使投资者蒙受了巨大损失，也影响了金融和社会稳定。要做到因势利导，既鼓励金融创新，又有效管控金融风险，促进我国金融业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需要思考和厘清以下几个问题。　　

　　1、 金融科技的发展是否已颠覆金融的基本业务模式？

　　从历史上看， 国内外的技术创新一直伴随着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如过去的ATM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和近年来迅速兴起的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应用加速了新型服务模式的诞生，但迄今来看，改变的主要是金融业务开展的形式和渠道，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金融的基本业务模式及其本质特征。金融的基本业务模式仍然是存款、贷款、支付、证券承销与经纪、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代销金融产品、保险业务等等；金融的本质仍在于具有信用转换和流动性转换功能，由此导致其具有高杠杆和期限错配等风险特征，并可能产生系统性金融危机。即使对于近年来国内外广泛关注的虚拟货币，国际组织普遍认为只是一种还不成熟的新资产，本质上不是货币，也并未因此而产生新的金融业务模式。对于当前所谓最具“创新”色彩的蚂蚁集团(行情688688,诊股)，穿透来看，其基本的业务模式仍然是支付（支付宝）、吸收存款（网商银行、支付宝历史上曾经形成的客户资金沉淀）、发放贷款（网商银行、两家小贷公司、花呗借呗等类信用卡业务）、货币市场基金（天弘基金的余额宝）、代销金融产品（支付宝连接到余额宝所形成的货币市场基金与其他资管产品代销）、保险业务（信美人寿、蚂蚁保保险代理、与商业保险高度相似的“相互宝”）等。只不过是支付宝这一非银行支付机构偏离支付主业，扩张成为了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使蚂蚁集团实质上跨界开展非金融、金融、类金融和金融基础设施等多种业务，成为了全世界混业程度最高的机构。　　

　　2、 大数据风控是否已颠覆传统风险管控体系？

　　近年来，互联网企业在信贷流程中运用大数据和基于大数据的风控技术，对于改进风险分析审核、扩大普惠金融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互联网公司的信贷评审模型大多处于黑箱状态，其有效性还没有经过完整经济周期和压力情景的检验，一旦发生极端事件，模型可能失效并导致大额损失。同时，与国内外金融机构主要采用的征信数据相比，互联网企业采用的交易、行为和社交数据用于信贷决策是否可靠有效，也还有待实践检验。实际上，目前互联网企业主要依靠其商业生态来获客和收集信息，其风控的核心逻辑是小额分散，也就是依据大数法则，通过扩大客户数量、降低单户授信金额、收取较高的贷款利息，并依靠其对电商平台和客户信用评分的独特控制力来管控风险，因此不宜高估其“大数据风控能力”。在市场过度竞争的情况下，还可能导致放松信贷标准，增大整个行业的信用风险。另外，大数据的采集和使用也面临客户隐私保护等一系列合规问题。相对于将大数据用于信贷评审（贷前管理），抵押、质押和担保是国内外信贷业务中普遍采用的风险缓释手段（贷后管理），这两者相互补充，适用于不同类型、金额和信用等级的信贷，并不意味着大数据风控一定比运用抵质押和担保手段更为“先进”。还需要关注的是，随着大数据和模型的广泛运用，可能会因算法趋同而导致市场参与者采用相似的交易策略和风控指标，其行为趋同更易强化“羊群效应”和市场共振，从而放大金融市场的波动。　　

　　3、 什么是真正负责任的普惠金融，进而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新金融”？

　　是不是真正负责任的普惠金融，进而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新金融”，不宜由自我评判，至少需要以下几方面的考量。一是有没有进行诱导式、掠夺性放贷。造成借款人超出其债务承受能力、还款能力和意愿过度负债，增大系统性风险隐患。二是业务模式是否有利于合理控制融资成本，导致“普惠”变为“普贵”。花呗借呗的年化利率一度曾接近24%，近期有所下降，但也在15%左右；同时，“支付宝-余额宝-银行存款-花呗借呗模式”代替传统的“银行存款-贷款模式”之后，借款人需要支付的利息从银行贷款的5%-6%上升至了15%。三是有没有做好消费者保护。金融科技的发展运用，不应只追求快捷和便利，还应符合消费者的真实合理需求与风险承受能力。为此，需要考量其有无过度营销、有无充分披露信息、有无捆绑销售、有无不当催收等等。目前花呗借呗利率以日利率形式披露，没有按规定折算为年化形式；在“双十一”等时期常常被设为默认选择，客户容易被剥夺其他付款方式选择权并“被贷款”；通过APP客户端强制获取客户通讯录等信息，若客户违约，催收公司往往向通讯录中的相关联系人催收，损害当事人权益。那么，“世界期待的全新金融体系”是否应是由这样的“普惠金融”构成呢？　　

　　4、 金融创新的代价实际在由谁承担？

　　由于金融业具有内在的脆弱性、风险外溢性和负外部性，在历次金融危机发生后，实体经济都遭受了巨大损失，不得不由国家和社会公众付出高昂的救助成本，并进一步拖累实体经济发展。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统计，之前有20多起危机造成的损失均超过GDP的15%，对经济运行带来的间接成本还更高，其估计因金融产品过度创新、过于复杂导致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冲击将超过以前历次危机。这些损失最后并非由“创新产品”的设计者，而是由纳税人，也就是社会公众来承担。近年来，我国在整治互联网金融乱象方面也有过深刻教训、交了昂贵的学费，不仅由政府、监管部门、金融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干扰了经济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所以，不当创新、无序创新最终损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阶段性得益的仅是少数机构和个人。　　

　　5、 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创新与监管是否还需要借鉴历史和国际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要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从全球金融业发展历程来看，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虽然每次金融危机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追根溯源，均与金融过度自由化、金融创新过于复杂、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广泛存在，超过了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宏观层面的监管能力等因素直接相关。因此，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创新与监管始终需要具有历史眼光、世界眼光，不断总结借鉴历史和国际经验。“昨天的监管”并非一无是处，巴塞尔协议也并没有过时。从历史来看，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在发生系统性风险之前，都经历过一段信贷高速增长、杠杆水平高企的时期。巴塞尔协议的本质就是控制金融业务的杠杆水平，并确保全球银行业在统一的标准下公平竞争，防止一些国家的商业银行依靠高杠杆无序扩张，导致不公平竞争并危及全球金融稳定。巴塞尔协议也在总结历史经验中不断完善，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后，就在资本监管之外，增加了流动性监管和风险集中度控制的量化标准；在微观审慎监管之上，增加了逆周期资本和系统重要性附加资本等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当然，实施巴塞尔协议只是避免发生金融危机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防范系统性风险需要建立一个全面系统的金融稳定框架，除了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还需要具备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稳健的金融机构、有序的金融市场、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和有效的危机处置机制等等，这正是世界各国总结历史和国际经验形成的高度共识。　　

　　6、 我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