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资机构招不到优秀的海外基金经理？

从第一批QDII基金获批开始，国内的资产管理公司便开始加大在香港招聘基金经理的步伐。这几年来，随着两地投资的开放，各类中资机构更是纷纷涌进香港抢人，希望能找到优秀的港股基金经理，壮大业绩，提升自己的声望。

愿望非常美好，现实却是很骨感！

迄今为止，就可公开查询的资料来看，被中资资产管理公司或是基金公司招至旗下的海外优秀基金经理屈指可数。

原因何在？

一些香港资管行业主管跟笔者的吐槽，或许能揭开上述现象背后的一些深层原因。

缺乏诚信

郭生（化名），香港人，是资管行业的骨灰级前辈。人说老马识途，指的就是像他这样的人，可以玩转各种不同的国际市场，对股票、债券、期货和商品市场都有长期的实战经验，而且业绩有据可查。

在某次饭局上与郭闲聊，问老郭，像他这样的牛人，是不是这几年有中资接触过他，有没有考虑去中资发展？

这一问把郭生的话闸子打开了。的确有中介接触过他，但考虑到中资资管公司（在内地多称为“基金公司”）在香港业界的名声很差，他不会考虑去这类公司。

他对内地基金公司的最早印象来自自己的朋友，也是一名香港的基金经理。

早在国内政策允许资金出海投资的前几年，就有一家内地颇有品牌的基金公司赴港招聘基金经理。该中资机构开出了很吸引人的价钱，郭生的这位朋友去应聘了，一开始，双方谈得很融洽，没有什么沟通问题。

签约后不久，问题就来了。

郭生的朋友是经猎头公司介绍去这家内地基金公司应聘的，按香港的行规，雇主应该给中介支付介绍费（通常是6个月甚至更多的受聘员工薪酬）。但在郭生的朋友签约后，这家基金公司却不打算支付这笔中介费了，认为中介其实没起到什么作用，要的中介费又太高了。

“这些价钱都是一开始谈妥的，其实如果觉得中介费太高，完全可以不请中介，或者干脆不聘请这个中介介绍的基金经理啊。开始都答应得好好的，等人找到了，却反悔不给钱，这算怎么回事呢？”郭生说。

这家猎头公司在业界颇有名气，没想到会栽在这家内地基金公司身上。事后，它把上述基金公司列入行业黑名单。这意味着日后稍有一些资历的香港猎头都不会为这家基金公司介绍人才，不仅如此，它们还可能会联手抵制这家公司的招聘。事件传出之后，对其他中资基金公司影响也很不好。

“人尽其才”还是“一鱼多吃”？

更奇葩的事情还在后面。

郭生的朋友是以基金经理的身份受聘的。然而，由于上述内地基金公司在香港缺乏销售渠道和销售人才，为了省钱，要求这名基金经理也要承担起市场与销售的职能。

郭生笑着说：“我的朋友眼睛都瞪大了，说从来没有料到会有这种事。先不说拿一份工资干三份工，光是这种职能就属于随意安排，而且还是混乱不堪的！”

很显然，香港人很难理解中资基金公司的这种安排，因此入职不到半年便决定挂帅走人——其实这对基金经理的职场生涯也有很大影响。因为下个雇主通常会怀疑，为什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离职，是不是犯了什么重大过错。这种案例多了，会在香港基金经理圈子里形成不好的印象。

在香港，基金经理主要负责独立的投资决策和操盘，销售经理负责销售产品，还有专门的市场经理负责市场宣传和活动。这些职能分工明确，大家井水不犯河水。比如市场经理可以请基金经理出来会见媒体记者，谈谈市场情况，但基金经理也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完全拒绝这么做。

上述人员的薪酬待遇当然也大不相同。

有外资对冲基金协会的朋友透露，外资基金公司里薪酬最高的未必是基金经理，有时可能是销售主管。因为销售主管是旱涝保收的。而基金经理的薪酬却是跟着大市波动，如果投资不佳，甚至不会获得分红。

让基金经理兼任销售，其实除了缺乏合约诚信之外，还有一个现实原因是不少内地公司发展海外业务缺乏长期投入的准备，没有想好预算规划。

内地机构需要明白的是，资管行业在香港已经是很成熟的行业，这意味着这个行业本身不会有很大机会提供超额回报。这里的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财富人士都远比内地的理性很多，想要争取他们的资金，赚取管理费，没有三五年的业绩积累或是口碑是很难做到的。

因此，对于中资机构来说，想要在香港立足，必须是总部愿意投入一定的资本，让香港的分支机构先借母公司之力生存下来，然后才谈得上大发展。否则，在初期没有任何盈利的时候，看到每个月支出哗啦啦出去，就容易产生一种“摊子不要铺得太开”的念头，不敢聘请更多的员工，而且会希望每个现有员工都能身兼多职。

在香港，资管行业本身就是需要较大投入的。众所周知，香港是寸土寸金的地方，房租就贵得吓人。基金经理是这个行业的金领阶层，人工成本也绝对不低。反过来想想，如果一个基金经理自称港股操盘业绩很优秀，却开出白菜价，公司敢聘用么？

做资管，只有基金经理一个光杆司令也是不太现实的，哪怕只是最低配的研究和交易团队、行政、财务和运营人员，再加彭博终端，每月耗费累积下来也会相当巨大。

如果一开始没有做好长期投入的准备，加上内地总部的业绩压力，香港这边的主管（通常是由内地委派来香港）在开支方面就会畏手畏脚，有一种“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愿望。希望手下的员工是多面手，既能做市场，又能卖产品；或者既能做研究，又可以操盘做交易，并且还熟悉运营流程。

这种愿望可以理解，但在香港未必都能行得通。现实地说，能在香港金融圈立足的基金经理都不是傻子，也不是“活雷锋”，你给人家一份工资却叫人承担多份责任，即便找到这样的人，也难以留任太久。当然，比较小型的家族企业或是私人公司除外，往往需要有多面手——但也留不久。

上述所说的内地基金公司是内地颇有声望的品牌公司。连这种有实力的中资公司都出现这种情况，其他公司的问题可想而知。

管理与工作文化的冲突

香港的职场文化与内地大相径庭。通常来说，国内更重视级别职称关系，而且论资排辈，也不敢开老板的玩笑，嘴上通常都是称上级是“X总”。员工通常唯领导意见是瞻，有时明知道领导错了，也不敢（或不想）指出来。一是怕冲撞了领导；二是想，自己说对了，并不会有奖赏，万一说错了，反而有可能被惩罚。

香港的公司多是私人企业，除了最终的大股东，其他所有人都是打工仔。可能今天你做主管，过几年大家跳槽几次，说不定原来的手下和部门主管反而互换了地位。

因此，大部分香港主管对手下还是比较客气的，平时主要抓任务和进度，对事不对人的情况比较普遍。公司之间也更讲究职责，不同部门间，同一个部门里的不同员工间，都有明确的岗位责任和专长。员工在自己所处的这个领域就是“专家”，哪怕是上级主管也不能随意干预员工。香港员工喜欢用电邮交流，而且特别喜欢抄送不同的主管——这些都是证据啊，如果主管的决策错了，不能随意怪到员工头上！

最明显是研究员和合规专员，他们对自己出具的报告结论，基本上没有百分之百，也有百分之九十的决策权。

香港的股票研究主管通常更关注报告的内在逻辑和推理，而不会强迫研究员变更结论——在他们的理念里，如果结论与市场表现不符，只是研究员自己被打脸，跟他们关系不大。即便如当年写了报告而被迫离职的一些明星分析师，也是在报告结论公开之后被迫离职的。

现实中，研究员如果看错，极有可能会被公司的机构销售主管打脸，或是被买方的基金客户打脸。但大部分情况下，不会被本部门的主管打脸。主管更关注的是报告是否理性分析，是否做足了调研。

在称呼方面，香港员工间多互相称呼英文名字，包括和大boss之间往往也是如此。笔者和很多香港人做了多年同事，都不知道对方的中文名字，不是互相有意隐瞒，而是极少会去看员工名册上的中文名，有时叫中文名反而很不自然。直呼英文名会让对话双方更少一些距离感，但内地来的主管往往并不一定适应这种交流方式。

到了基金经理这一级别，对中资机构主管的沟通要求就更高了。

通常在香港能做到基金经理的，都是有一定年限和资历的，而且对自己的专业领域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对事物有很强的主见。要管理这样的员工，需要内地主管有更灵活的技巧，以及更宽阔的胸怀，而且还要有一定的专业素养。

可惜在不少中资机构里，都是“一把手”说了算的。哪怕这位“一把手”对投资领域只有一知半解，也可能会要求基金经理按她/他的意思去办理。只是中资机构如果把这种作风搬到香港来，并且要求香港基金经理也要顺从自己的意思去做事的话，轻则引发人事动荡，重则可能引起严重的投资失利。

这里想起郭生说的另一则故事。

数年前，曾有一内地老牌资管机构赴港开设办公室。在开业第2年，便要求他们聘请的一位香港基金经理交出超过15%正回报业绩。

先不说在正常情况下，15%已经是一个很难达到的业绩目标。先说该名基金经理管理的产品吧，其实它是一只指数型的基金产品。

或许很多非专业人士并不明白，为什么不能给指数型基金确定一个15%的业绩目标。

因为根据这只指数基金的章程，基金经理必须将绝大部分资产按照基准指数的权重进行配置，只能动用极小部分资产进行积极的投资。这意味着，基金的绝大部分收益，实际上是由基准指数的表现决定的，根本无法要求基金经理承诺做到15%的绝对收益（除非当年基准指数升幅超过15%）。

据说这名基金经理接下这个预算目标后，很是苦笑了一番。不出所料的是，半年后，他便离职去了一家香港的基金公司。

郭生事后问他，为什么不跟这名内地的主管解释一下预算目标的不合理性呢？这个香港基金经理说，这位主管根本听不懂，也听不进去。而且，很多时候这种预算目标是内地更高层的主管拍脑袋想出来的，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商量的空间。

可见，内地公司的“一言堂”文化，令香港的基金经理很难适应。碰到脾气好的，人家嘴上不说，心里已经开始打退堂鼓准备撤退走人；碰到脾气火爆的，可能会引发办公室争吵。

做投资决不能只是听取一家之言。“一言堂”的主管意味着自己也得扛下所有的决策后果。问题是，真的出现重大后果的时候，他/她能扛得住吗？如果扛不住，是不是又要推给基金经理？

应学会抓大放小

很多人以为中资留不住人的原因是因为待遇不如外资。事实并非如此，上述所说的几条基本上都和待遇无关。

金融海啸以来，愿意加入中资机构的香港人是越来越多了，然而，就笔者所见，基金经理这个层次的人愿意加入中资的仍然很少见。

要吸引那些优秀的基金经理，中资还有不少问题要解决。除了要有长远规划，亦要入乡随俗，尊重香港行业规则和商业诚信，更要尊重香港本地管理文化。不仅如此，中资机构更应该学会抓大放小，简化流程。

目前不少中资机构都是照搬内地的工作流程来套用香港的业务模式，也不考虑内地适用的流程是否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甚至没有咨询过香港的行业惯例是如何运作。

由于不少香港分支机构的主管在内地总部的级别不够高，往往本该在香港本地决策的事务，需要绕回总部数个部门，走多个流程后才能解决。结果，本该在香港就可以决定的小事，可能会上升为总部多部门共同讨论的“大事”，而事实上，这些事情跟参与讨论的部门可能没半毛钱关系。

那些海外留学回来、受西方言论自由思想影响较深的香港基金经理不仅对“一言堂”很反感，对这种官僚流程也相当难适应。

内地主管不妨放权给他们去管理其领域内的事务。只要大方向不错，风险和合规跟得上监管和公司内控的要求，没必要非在流程和形式上对基金经理作太多设限。

举例来说，很多香港的基金经理写英文远远流利过中文，写中文不太留意字体、大小、行间距等等。如果内地的主管非要要求他们用正规的中文文书格式写申请和汇报，估计会占用他们相当多的时间——当然愿意给基金经理配个能写流利中文的小秘的话，那就另当别论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