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税开征: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财政困境

来源:同花顺 2017-12-21 08:22:41

摘要
有句古话叫“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现在想来,先贤诚不欺我。三年之前,笔者还在内地某省做村镇干部,突然得知邻县几个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已拖欠数月工资,后来了解到,因地方财政缺钱,这几个单位的工资就只能延迟发放了。这在当时给我造成了很大冲击,让我意识到,“铁杆庄稼”的财政饭怕是不能再吃了,因为地方缺钱了。当

有句古话叫“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现在想来,先贤诚不欺我。

三年之前,笔者还在内地某省做村镇干部,突然得知邻县几个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已拖欠数月工资,后来了解到,因地方财政缺钱,这几个单位的工资就只能延迟发放了。这在当时给我造成了很大冲击,让我意识到,“铁杆庄稼”的财政饭怕是不能再吃了,因为地方缺钱了。当然,我也相信当地政府也会尽力提升我这些村镇干部的待遇,但是如果地方缺钱,这种提升的幅度恐怕会比较有限,所以,在与家人沟通之后,我就辞去了公职。

在内地大多数省份,地方财政无疑要靠中央的转移支付,因此,地方的缺钱实际上反映了中央财政的状况。在2016年,国有企业大规模的债转股,某种程度上也显示出中国财政的紧张程度,要知道,上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债转股发生在1999年,当时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为1503亿元,恰恰是194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笔者并不是经济学者,也不敢自诩财政专家,但笔者对现代政治史却极为熟悉,西欧、苏联、日本和台湾等地活生生的现代政治史告诉我一个萦绕已久的预期:一个年轻人口(即纳税人口)越来越少、老年人口(即食税人口)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的财政必将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一方面,纳税人的持续减少,意味着政府的税收很难避免不断减少,另一方面,食税人的逐年增加,昭示着政府的开支很难避免不断增加(养老金、社保、医保等支出)。在一个人口基数极其巨大的老龄化国家,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治理难题。

人口老龄化与财政困境

以日本为例,1990年,日本未成年人人口约为2000万,人口比率为18%,政府的一般税收高达60万亿(日元);到了2015年,日本未成年人下降到1360多万,比率为12.9%,该年日本的一般税收收入下降到了56万亿,要知道这还是发生在2015年的税率远高于1990年的情况下(未成年人比例的持续下降,意味着将来纳税人口的不断缩减);与之相反的是,1990年,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约1200万,比率为10%左右,政府的财政支出为69万亿日元;到了2015年,日本的老龄人口达3300万,比率高达26.7%,政府的财政支出则急剧飙升到96.7万亿日元(其中绝大部分增长源于老人食税人口的增加)。

房产税开征: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财政困境


老年人口比例的激增,意味着食税人口的激增,并对财政形成巨大压力,图为日本财政中不断攀升的社保支出(粉色柱)

房产税开征: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财政困境


日本历年未成年人与老年人的人口比例图,与这种死亡交叉趋势相伴的,是日本国财政支出的急剧增长和收入的锐减,人口危机导致的财政危机使得日本国走向衰败

中国财政可能出现的困境

那么,中国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将会以怎样的趋势对政府财政产生压力呢?笔者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产生的财政压力,将会在近几年内急剧攀升,这是由两个很现实的原因导致的。

一方面,随着中国计划生育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纳税人的主体,中国的税收收入将毫无疑问地受到影响。从1984年起,中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使得中国的85后年轻人人数从该年开始大幅降低,这也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相对较少的计划生育85后将不断接替此前人口相对较多的婴儿潮一代,承担纳税义务,中国的税收收入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年际减少。这种现象,已经在日本、台湾、欧洲等老龄化的地区发生过。

房产税开征: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财政困境


由上图可以看到,中国财政未来将面临人口庞大的60后从纳税人变成食税人的巨大财政冲击,同时,这个国家的新纳税人(85后、90后)也在逐年减少

另一方面,中国的新生人口在1961年之后迅速增加。这股上世纪60年代的巨大人口潮将在2020年及以后相继由纳税人口变成食税人口,这种改变将会逐年增加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额度,这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因此,在纳税人口逐年降低,食税人口逐年上涨的情况下,中国的财政压力将在未来数年内迎来真正的、持久的洪峰,这一前景无疑应当引起决策层、投资者和行业人员的警惕。

财政困境的后果

常识告诉我们,当政府陷入财政困境后,在努力借债的同时,她将不得不采取加税和减支的措施,这些都是政治上极为痛苦的政策。这也意味着,那些财源丰厚的税种必然会被征收,某些能够加大征税比率的税项必然会加大,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那些非必须的、政治效应或经济效益低下的企业和单位,将不可避免的被减少甚至裁撤——这关乎很多人的命运。总而言之,财政困境将会逼迫政府提高效率,无论是通过改革,还是通过甩包袱。

因此,那些依托财政的低效单位或亏损企业,无疑需要努力改善效益,以免未来成为包袱;那些冗余的行政人员,无疑需要提升自己,以免无法适应新的未来。毕竟,只有未雨,才谈得上绸缪,只有虑远,才可能排除近忧。

同样,现代政治史告诉我们,财政问题有可能导致政治动荡和不稳定,国家无疑应对此深以为警,以备不虞。1789年的法国三级议会和1987年的戈尔巴乔夫,都是因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境的改革所致。

其中的教训,不可不慎,这是一个很少谈论中国事务之爱国者的一点揣揣爱国之心。我也深信,我们能够克服这一困境!

附录:通过财政预判政治

一个真正理解政治的人,必然能够意识到,通过理解一个国家的财政状况和风险,必然要比通过揣测人事更能预见其政策的变动。因为,在政治上,处境要比人更能决定决策者的政策取向。这种区别决定了所谓的政治观察家,到底是街头侃大山还是真正的预见者。

王安石变法,法国杜尔哥改革,内克改革,卡隆改革,清末改革、斯托雷平改革、朴正熙改革、中国79年的改革开放、戈尔巴乔夫改革等等,都是因为财政困境。

因此,基辛格之所以能够预料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是因为他理解了戈尔巴乔夫的软弱,而是因为“我们(基辛格)意识到俄国的政治目标已经伤害了她的经济基础”(《大外交》,基辛格)。

“帝国使克里姆林宫变得更穷而非更富了,越南使得苏联每年支出35亿美元以上,古巴49亿美元,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30多亿,尼加拉瓜10亿,帝国的扩张每年使得克里姆林宫耗资3500万美元,更不用说阿富汗战争了。”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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