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税开征：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财政困境

有句古话叫“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现在想来，先贤诚不欺我。

三年之前，笔者还在内地某省做村镇干部，突然得知邻县几个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已拖欠数月工资，后来了解到，因地方财政缺钱，这几个单位的工资就只能延迟发放了。这在当时给我造成了很大冲击，让我意识到，“铁杆庄稼”的财政饭怕是不能再吃了，因为地方缺钱了。当然，我也相信当地政府也会尽力提升我这些村镇干部的待遇，但是如果地方缺钱，这种提升的幅度恐怕会比较有限，所以，在与家人沟通之后，我就辞去了公职。

在内地大多数省份，地方财政无疑要靠中央的转移支付，因此，地方的缺钱实际上反映了中央财政的状况。在2016年，国有企业大规模的债转股，某种程度上也显示出中国财政的紧张程度，要知道，上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债转股发生在1999年，当时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为1503亿元，恰恰是194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笔者并不是经济学者，也不敢自诩财政专家，但笔者对现代政治史却极为熟悉，西欧、苏联、日本和台湾等地活生生的现代政治史告诉我一个萦绕已久的预期：一个年轻人口(即纳税人口)越来越少、老年人口(即食税人口)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的财政必将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一方面，纳税人的持续减少，意味着政府的税收很难避免不断减少，另一方面，食税人的逐年增加，昭示着政府的开支很难避免不断增加(养老金、社保、医保等支出)。在一个人口基数极其巨大的老龄化国家，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治理难题。

人口老龄化与财政困境

以日本为例，1990年，日本未成年人人口约为2000万，人口比率为18%，政府的一般税收高达60万亿(日元);到了2015年，日本未成年人下降到1360多万，比率为12.9%，该年日本的一般税收收入下降到了56万亿，要知道这还是发生在2015年的税率远高于1990年的情况下(未成年人比例的持续下降，意味着将来纳税人口的不断缩减);与之相反的是，1990年，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约1200万，比率为10%左右，政府的财政支出为69万亿日元;到了2015年，日本的老龄人口达3300万，比率高达26.7%，政府的财政支出则急剧飙升到96.7万亿日元(其中绝大部分增长源于老人食税人口的增加)。

老年人口比例的激增，意味着食税人口的激增，并对财政形成巨大压力，图为日本财政中不断攀升的社保支出(粉色柱)

日本历年未成年人与老年人的人口比例图，与这种死亡交叉趋势相伴的，是日本国财政支出的急剧增长和收入的锐减，人口危机导致的财政危机使得日本国走向衰败

中国财政可能出现的困境

那么，中国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将会以怎样的趋势对政府财政产生压力呢?笔者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产生的财政压力，将会在近几年内急剧攀升，这是由两个很现实的原因导致的。

一方面，随着中国计划生育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纳税人的主体，中国的税收收入将毫无疑问地受到影响。从1984年起，中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使得中国的85后年轻人人数从该年开始大幅降低，这也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相对较少的计划生育85后将不断接替此前人口相对较多的婴儿潮一代，承担纳税义务，中国的税收收入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年际减少。这种现象，已经在日本、台湾、欧洲等老龄化的地区发生过。

由上图可以看到，中国财政未来将面临人口庞大的60后从纳税人变成食税人的巨大财政冲击，同时，这个国家的新纳税人(85后、90后)也在逐年减少

另一方面，中国的新生人口在1961年之后迅速增加。这股上世纪60年代的巨大人口潮将在2020年及以后相继由纳税人口变成食税人口，这种改变将会逐年增加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额度，这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因此，在纳税人口逐年降低，食税人口逐年上涨的情况下，中国的财政压力将在未来数年内迎来真正的、持久的洪峰，这一前景无疑应当引起决策层、投资者和行业人员的警惕。

财政困境的后果

常识告诉我们，当政府陷入财政困境后，在努力借债的同时，她将不得不采取加税和减支的措施，这些都是政治上极为痛苦的政策。这也意味着，那些财源丰厚的税种必然会被征收，某些能够加大征税比率的税项必然会加大，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那些非必须的、政治效应或经济效益低下的企业和单位，将不可避免的被减少甚至裁撤——这关乎很多人的命运。总而言之，财政困境将会逼迫政府提高效率，无论是通过改革，还是通过甩包袱。

因此，那些依托财政的低效单位或亏损企业，无疑需要努力改善效益，以免未来成为包袱;那些冗余的行政人员，无疑需要提升自己，以免无法适应新的未来。毕竟，只有未雨，才谈得上绸缪，只有虑远，才可能排除近忧。

同样，现代政治史告诉我们，财政问题有可能导致政治动荡和不稳定，国家无疑应对此深以为警，以备不虞。1789年的法国三级议会和1987年的戈尔巴乔夫，都是因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境的改革所致。

其中的教训，不可不慎，这是一个很少谈论中国事务之爱国者的一点揣揣爱国之心。我也深信，我们能够克服这一困境!

附录：通过财政预判政治

一个真正理解政治的人，必然能够意识到，通过理解一个国家的财政状况和风险，必然要比通过揣测人事更能预见其政策的变动。因为，在政治上，处境要比人更能决定决策者的政策取向。这种区别决定了所谓的政治观察家，到底是街头侃大山还是真正的预见者。

王安石变法，法国杜尔哥改革，内克改革，卡隆改革，清末改革、斯托雷平改革、朴正熙改革、中国79年的改革开放、戈尔巴乔夫改革等等，都是因为财政困境。

因此，基辛格之所以能够预料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是因为他理解了戈尔巴乔夫的软弱，而是因为“我们(基辛格)意识到俄国的政治目标已经伤害了她的经济基础”(《大外交》，基辛格)。

“帝国使克里姆林宫变得更穷而非更富了，越南使得苏联每年支出35亿美元以上，古巴49亿美元，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30多亿，尼加拉瓜10亿，帝国的扩张每年使得克里姆林宫耗资3500万美元，更不用说阿富汗战争了。”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