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下中国私募的前世今生

股市中一直存在一个亏损铁律：7:2:1。说的是股市中七成是亏损的，二成是平的，一成是赚的。虽然大多数人都知道股市亏损定律，至少会听说过，知道只有近一成股民能赚钱，一半多股民都是亏钱的。但每个股民都会认为自己是那赚钱的10%，就像每个人在结婚的时候都会认为自己与对方是世界上最相爱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一个席卷全国的趋势正在形成-市场化的资金运作开始成为主流，衍生出完全不逊色于国外的各类对冲基金风格……他们正酝酿着在中国土壤上开始新的蓬勃，等待破壳而出的那天。此时此刻，你可以深深地感受到，有一群中国人正在为理想而努力奋斗。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中国私募。他们正在为改变这个名词的不愉快的联想而努力。

在不少人的概念中，私募几乎就等同于阳光私募，事实上，阳光私募只是整个私募江湖中的冰山一角，一些真正的高人还隐居于山中。还有一些高人，只是抽出一小部分精力参与到阳光化产品中来……在我的概念中，私募就是担负他人财富管理的投资公司与个人，这个范围从资本市场的横向与纵向来看都无比辽阔。

一些民间私募，可能就在政策梳理的断点中，偶然爆发，较一般人对市场更为敏锐。还有一些私募，总是试图通过自己的资金实力影响部分股票，后来被称做庄家，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金融王国。另一些资源丰富的私募，则借着自己灵通的信息资源和丰富的人脉资源，几乎每次都能把握住制度变迁的契机，并形成相应的新的赚钱模式。还有一些，尽管也有一些灵活的方式作补充，但主要凭借市场化的投资运作，赚取自己风格下可掌控的资金……

一个金融参与机构，只是与券商、公募基金等市场主体的背景相比，私募显得更为鱼龙混杂。不过，由于大部分私募都是从这些机构衍生而来的，这也注定私募比普通的市场主体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与层次，就算是草根派私募，也注定有非凡之处。

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传说在1988年的某一天，深圳证券交易所走进来一位穿戴平常的老人，大约70岁上下，个子不高，但眉宇间透露着一股非凡之气。

老人径直走向柜台，递上一张买单。那头的柜台小姐扫了单子一眼，很快就疑惑起来。单子上填的是深发展(全称为深圳发展银行)，然而，深发展的交易现价是每股80元，这位老人居然填了120元。就算求之心切，提升一下价位，85元、90元也绝对足够。

老人仿佛看出了柜台小姐的疑惑，态度坚定、掷地有声地说：“就这个价，给我拿两万股。”

之后，老人就从深圳消失了。这个轰动性的传闻随即传遍整个深圳：“一个大户120元买了两万股深发展，不知道在搞什么名堂!”

第二天，深发展股价一开盘就暴涨。

1990年刚开春，就在深发展股票拆细前，当它的股价涨至180元时，那位神秘的老人又出现了。他这次是卖出了两万股，竟然挂的是比市价低22元的158元。

第二天，随着这位老人的传闻再次兴起，股价应声暴跌。

这位老人的两次操作被后来人称做“天下第一庄”，也是有据可查的沪深股市上的第一次“坐庄”。其实，在深发展股票发行时，老人早已将货吃足，算是打好了“底仓”，当股价到了80元时，他高价买入两万股，股票一下子放量，股价自然凶猛飙升。当股价攀上180元高点后，他又开始慢慢撤退，他卖出两万股的那天，正好全部清仓离场，算是满载而归。

好事者们纷纷打听，才知道这位老先生并非等闲之辈，他的大名叫林乐耕，在民国时期曾当过“红马甲”-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老经纪人。1990年时，他已有68岁。

旧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早叫做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是在1919年2月由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改组而来的，至今仍可在汉口路(原名为三马路)一栋8层建筑脚下看到一块原址纪念石碑。很有意思的是，石碑上还刻着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的名字，他当时做的是理事，排在他名字前面的常务理事尹韵笙正是林乐耕的舅舅

尹韵笙的身份给林乐耕进入证券业创造了条件。林乐耕16岁就从乡下来到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做练习生，当时还是用毛笔写行情。成年之后的林乐耕成了华商证券交易所的017号经纪人。到20岁时，林乐耕攒了点钱，就自己开了间叫做“乐茂”的证券号，做期货对敲交易。

当年，林乐耕这些庄都在一个证券行里开户，租十几个写字间，装很多电话，光雇的人就有100多个。一个价格买进，一个价格卖出，做对敲，想把股票提高到什么价位就什么价位，兴风作浪呼风唤雨，每天可进账10根大条子①。有时候，“红马甲”还要“抬轿子”。诸如一个老板想把一只股票从5元抬到6元，但一个人抬不起来，就给“红马甲”一点好处-一般就是将股票的现价先折算给“红马甲”一部分，让他们能先赚一点钱，以便一起拉抬。当年的林乐耕就是这样的老板。

林乐耕还亲历过金圆券泄密大案。1948年蒋介石为继续发动内战，决定在全国进行币制改革，明令实行金圆券币制。没想到国民党政府后院起火，上海《大公报》一篇《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的文章称早就有人提前获悉国家币制改革的核心机密。蒋介石长子蒋经国受命亲临督阵，以上海237家金融股市交易所为突破口，兵分八路前往检查，俗称“打老虎”。

当时是190号经纪人的林乐耕就因查出有场外交易行为浮出水面。纪录显示，他在8月11日和12日两天，买进237号经纪人杜维屏的永纱股票1600万股。

警察迅速拘捕了林乐耕。此时，林乐耕一直是市场上的做多老手，正为政府公布币改方案后股票大跳水而不爽，被捕之后交代了他听到的一条市场传闻：有从南京来沪的某要员将证券交易所要停业的消息告诉了杜维屏、盛开颐、潘序伦三人，于是杜维屏等人纷纷抛空。而这个杜维屏正是蒋介石起家时的旧友、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二公子。

林乐耕这次被抓，和杜维屏、上海纸头大王魏沛霖，还有荣毅仁堂哥荣洪源关了59天，当时号称“四只老虎”。1948年9月15日，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公审此案，因涉及内幕的人员太多，所以仅对几名核心当事人处以公法，当时还是章士钊大律师特来辩护的，一场轰动全国的财政部币改泄密大案就这样结束了。林乐耕幸运地被无罪释放。

之后上海解放，陈毅部下宋时轮在1949年6月10日指挥解放军包围了上海证券大楼，抓了238人，封掉了证券交易所。林乐耕正好不在所里，侥幸逃脱。

可以说，林乐耕在证券界浸染了半个多世纪，几经沉浮，对资本市场的很多规则烂熟于心。这样的资本高手，在获悉中国发行股票后，自然忍不住跃跃欲试。

兴许，林乐耕算得上是新中国证券历史上的首批私募，尽管那时还没有私募这个概念。不过，此人在市场上的辈分极高，不仅给上海静安证券营业部出谋划策，还曾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创办者们的老师。毕竟像这样亲身经历过证券第一线的“活化石”在当时已经不多了。

照理说，长期生活在上海的林乐耕，应该顺理成章地去买上海股，而且，上海在中国的证券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走在历史大浪的前方。早在1859年，美商琼记洋行定造轮船，在第一艘轮船“火箭号”10万元的造价中，就有在上海向中国人募集的1万元股份。1877年，洋务运动期间，上海推出了第一只华人自己的股票，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发行了37万多两银子的招商股

改革开放后，上海在全国证券各方面的实践也一马当先：新中国第一部关于股票的法规-《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于1984年在上海诞生;新中国第一只公开发行的股票-飞乐音响，于1984年在上海发行;全国第一家证券柜台交易点-静安证券营业部，也于1986年9月26日在上海风风火火开业。

林乐耕为何没有选择在上海买股票呢?其中的缘由说来话长，这直接涉及上海与深圳两地证券市场发展的渊源，这也直接导致此后在中国私募江湖版图上，深圳、上海两地各成一派

1988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国库券可以上市流通，第一批试点在上海和深圳等7个城市进行。这一年的4月，静安证券营业部正式开始做国库券业务。

后来，被叫做“金边债券”的国库券的投机气氛越来越浓，渐渐形成气候，大有超越股票的势头。就在全国大部分民众不知道国库券能干什么的时候，1988年前后的许多上海人已知道国债的投资价值。在许多地方只能卖70元、80元的100元面值国库券，在上海的交易价格已接近国债实际价值。许多“黄牛”闻风而动。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上海几乎成了国库券流通中心。在这期间发展壮大的还有后来成为申银证券总经理的 阚治东 、万国证券总经理的管金生与有“第一股民”之称的“杨百万”。

杨百万本名杨怀定，他靠国库券发家也是阴差阳错。他原本在上海铁合金厂看仓库，1988年春节前，他被人怀疑私拿仓库里的铜材，尽管案子很快侦破，还了杨怀定的清白，但他还是在两个月后负气辞职。

当年4月5日，报纸上刊登了上海市证券市场21日将开放国库券买卖的消息。杨怀定21日一早就来到银行。当时国库券百元卖出价为108元，按现价吃进到期后每百元可净赚37元，杨怀定当机立断吃进两万元。几个小时后，国库券行情上涨4元，他一转手，立即就赚了800元。辞职前，杨怀定每月工资60元，800元相当于他一年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