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族信托缘何频频“离岸”

　　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前不久在香港披露，他已于2018年年底将大部分融创股权（市值约45亿美元）转让给离岸家族信托基金。

　　此前，有报道称，龙湖集团主席吴亚军通过其设立的一只离岸信托基金，将自己持有的44%股权，交给其女儿设立的离岸信托基金。而达利食品董事长许世辉、周黑鸭当家人唐建芳都把财富转移到离岸家族信托中，他们转让的目的也与接班人计划有关。

　　2018年以来，越来越多中国民营企业家纷纷设立并将资产注入离岸家族信托。这一年，超过15家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民营企业通过离岸家族信托基金方式，安排各自的股权。相关信托计划所控制股权市值接近2400亿港元。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民营经济得到飞速发展，民营企业家掌控的资产已不容小觑。民营经济由小到大，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市场繁荣、扩大就业的重要力量。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民营企业的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民营企业由2010年的1家增加到2018年的28家。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

　　然而，随着企业发展、资产的积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也开始考虑财富的安全与传承问题，而在发达国家已被成功运用的家族信托也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家族信托可以说是财富的“保护器”。通过家族信托基金控制企业的股权，能帮助他们保护财务隐私、财产安全。因为信托资产一旦成立，就从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的财产中分割出来，成为一种独立运作的资产，它不会被抵债、清算和破产。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享有不因委托人破产或发生债务而失去，同时信托财产也不会因受益人的债务而被处理掉。

　　目前，在香港设立家族信托的客户约有六成来自内地。内地企业家对财富传承需求比较强烈，其采用的基本形式为“信托原理+离岸架构”，也就是说，具备信托的内核，采用目前资本市场的离岸形式，利用VIE等架构，间接持有企业股权，并控制内地经营实体。

　　这就不得不引发人们的思考——为什么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喜欢在境外设立离岸信托，而不在本土解决这个问题？

　　香港一位长期从事资产管理的专家认为，从我国信托业来看，资管方面发展得较快，事务管理等业务发展并不充分；法律和监管环境方面也不够成熟。我们在法律上仅有信托法支撑，相关配套文件还不够健全；在信托财产登记、税收等方面还需要继续规范；在外汇管理方面的要求也是一个瓶颈。

　　离岸家族信托基金具有更安全、更隐蔽、更便捷的属性。境外一些地区的法律体系更加尊重个人私产。离岸公司远离委托人生产生活地，也无需按照国内的要求进行“穿透监管”，可以有效防止信息泄露。在一个资本项下外汇可以自由进出的地方设立，为家族信托的投资活动提供了便捷。

　　众所周知，美国的高净值人士设立信托有三种目的：一是财富传承，将资产转移给指定的受益人；二是资产保护和债务隔离，设立信托可以保护部分资产不被债权人追溯，特别是在很多离婚案例中，信托还起到了保护资产不因离婚而遭到分割的作用；三是税务规划，通过设立信托，可以减少资产增值或传承资产时可能产生的税赋。美国的这一经验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富豪，借助离岸家族信托基金规划将个人财富与企业经营风险隔离，实现财富传承与资产保值。

　　不过，尽管国内一些富豪频频“离岸”，在境外设立家族信托基金，但内地的信托机构也不甘示弱。据百瑞信托2018年年报披露，去年该公司做成6单家族信托业务。另据统计，截至2017年年末，约30家国内信托公司开展家族信托业务，存量规模合计超500亿元，存量产品数近3000个。其中，建信信托、中信信托、外贸信托等公司规模居前。尽管家族信托业务正快速成长，但总体来看，目前该业务在国内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纳入家族信托的资产类型以现金为主，功能上以实现财富传承及增长为主。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家族式企业集团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也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高净值人群”。目前,许多家族企业到了传承的关键时期，除了离岸家族信托，“在岸”家族信托是解决这些问题更便捷的途径。

　　有理由相信，随着内地信托产品服务的功能进一步向家务管理型、司务管理型、财富增值型、房产管理型、股权管理型、公益慈善型和保险金信托等功能发展，中国的高净值人士会更多地选择“在岸”家族信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