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简史：1979-1999
摘要 当“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招牌挂出后不多久，有位中年女同志拎着个旧旧的包裹，推开了中信在崇文门向阳一所的大门，几乎整一层的员工都围了过来，谁也没有料到这么快就招徕到客户。紧接着，阿姨缓缓打开包裹，里面装的竟是几件旧衣服……跟着阿姨包裹一起打开的还有整个信托的故事，重生、野蛮生长、重新定义、五次整顿、
当“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招牌挂出后不多久，有位中年女同志拎着个旧旧的包裹，推开了中信在崇文门向阳一所的大门，几乎整一层的员工都围了过来，谁也没有料到这么快就招徕到客户。紧接着，阿姨缓缓打开包裹，里面装的竟是几件旧衣服……
跟着阿姨包裹一起打开的还有整个信托的故事，重生、野蛮生长、重新定义、五次整顿、重新出发……
一1946年，71岁的荣德生被绑架了。
在经历生死考验、吃尽苦头和巨额赎金后，回到家中的荣德生枯瘦如柴、卧床数月。谁想到，接踵而至的是警备司令部索要的“破案赏金”。刚打发完，各路党国要人的条子纷至沓来，都是以慈善、学校等社会团体名义索要的捐款。
事后，众多的疑点、蛛丝马迹、和困难重重的调查，将结论引向一个结论——警匪合谋。又最终不了了之。
这一切荣德生的儿子荣毅仁都看在眼里。
这就是近代中国大名鼎鼎的荣家。毛泽东说过：中国真正称得上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然而这个“中国的洛克菲勒家族”留在历史上更多是无可奈何的叹息。
1949年，就在解放军即将进入上海的前夜，一位国民党军的连长，带着部队在荣家门前拉起了防线，看样子要以荣家作为据点，顽强抵抗。整个荣家都惊呆了，如果战场就在自家门前，炮弹横飞，家业和性命岂非倾巢之卵。还是当家的人心里敞亮。荣毅仁拿出两根金条，每根10两的那种大条。连长收下金条，说了些忠君爱国的话，转身就带着部队逃跑了。
当晚南京城没听到什么枪炮声，一家睡得安稳。早晨打开门，路旁整齐地倒着解放军，安静地休息。荣毅仁大为感动，自古以来得势者破城后总要放纵军队烧杀劫掠以示犒劳。远的不说，历历在目的有清军的扬州十日和日本的入侵南京。当年曾国藩攻破太平天国的南京城，明明是收复失地，可也照旧默许官兵杀掠奸淫三天，史称“大索三日”。对比国军连撤退逃命都不忘勒索，荣毅仁想了想，决定留在大陆。
1953年，公私合营，荣毅仁把荣家所有的产业送给国家。周恩来很是感动，邀请荣毅仁担任新中国的纺织部副部长。荣家和新中国一起实验新制度，建设新中国，风风火火。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荣毅仁和夫人就被打了。家里被砸被抄，红卫兵竟驻扎下来不肯走。周恩来闻讯，指示钱之光调遣来纺织部的红卫兵，把之前打人的红卫兵撵走，还为荣毅仁接上了被打断的食指，把荣夫人送去医院。荣夫人杨鉴清后来回忆“再晚来两天，我们就都没命了。”
带头的纺织部红卫兵说：“这回你们的命算是保住了。”荣毅仁说：“感谢党和部里的保护。我跟党是跟定了的。”
浩劫结束的时候，毅公已年过天命，虽历经磨难，但依旧端庄挺拔，三分白发，俊朗里透着儒雅。在最好的年纪，无法成就一番事业，“空有射日手，不许挽大弓”，内心的苦闷和焦虑只有有过同样经历的人才懂。
1979年，在那场著名的座谈会上，荣毅仁对邓小平说，自己才63岁，工作到80岁是没有问题的。
荣毅仁已经感觉到属于自己的时刻来了。会后邓公设宴涮羊肉，荣毅仁强抑内心的激动，应付着席间的闲聊，心里想的都是——得马上去上海找吴光汉（69岁）；对了，还有雷平一；哎，时间真是不饶人，王兼士都76岁了，尚能饭否？又想起来，得找徐昭隆喝酒，早就觉得他会是个得力帮手。自己涮的羊肉都因为分心煮老了，但是一顿饭吃得心里热腾腾。
荣毅仁当然也没有忘记拜访住北太平庄时的老邻居叶剑英元帅和王震将军。
1979年7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第二条刊登了《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有趣的是，呈报时名称是“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批复下来，把“信托”放置到“投资”前面，变成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当中的讲究衣公子已经无从考证，但是顺带把中信的英文名定格为CITIC——中间一个T，两边完全对称。荣毅仁亲手设计的红色拱门logo，堪称经典。2017年，中信收购麦当劳中国，后者改名“金拱门”，不禁让人猜测起之间的联系，一时成为圈内趣谈。
1979年10月4日，是日，北京秋高气爽，蓝天白云。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中信召开了第一场董事会。63岁的少壮派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握起手来虎虎有力，走起路来飒飒生风。
叶帅和王震将军对于中信的支持是有目共睹的，不光以国家领导人身份莅临此次董事会、题词，还让王军、叶选基来中信工作。后来，他们都成为中信事业优秀的接班人。
叶选基去办理公章。国务院给的意见是中信参照中国银行(601988,诊股)，副总理谷牧大笔一挥。叶选基抱了一颗国徽公章回来。
二邓公设计下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增量改革。即尽量绕过既得利益错综复杂的存量，选定阻力更小的增量领域推进改革。
摆在邓公面前的有两大障碍，一是经济规律发挥作用有赖于足够且多元的载体，二来储蓄资金不足、外汇不足，无法为经济建设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该用什么来突围体制的弊端、财政的窘迫和信用的不足？各种方案里，邓公点将信托。
信托始于18世纪英国，是一种“信而托之”的资金组织形式。1919年聚兴城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信托部，被认为是我国现代信托业的发端。1921年通商信托公司成立，从此信托公司登上中国历史舞台。1951年社会主义改造，信托被作为资本主义成分，扫地出门。
1979年，信托归来，不同于其“信而托之”的本意，而是被赋予了另一种历史的、政治的使命。
说起一年前，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提上议程，国务院有关部门斗志高傲地签署了22个成套设备项目的进口协定，算下来共需外汇130亿美元。可是翻开家底一看，1977年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仅为9.52亿美元，等到了1978年末，仅剩1.67亿美元。家境窘迫，捉襟见肘，大抵如此。
为国家建设筹措资金的重任落到信托肩上。但是当1980年中信要在日本发行100亿日元私募债券时，却举国震惊。毕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30多年，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状态已经深入人心并且以此为豪。那是一个动不动就“姓资姓社”的年代，反对者一口一个黄世仁杨白劳、卖女儿喝卤水，“这可是向洋人借钱！”……
国内反对，国外踟躇。当时中信才成立两年多，没有业绩，既非国家部委机关也无主权担保增信，融资100亿日元，对于主干事野村证券来说，是个挑战。荣毅仁亲自挂帅，从北京到东京，处处斡旋，终于水到渠成。中信顶住压力，试水成功，反响很好，国内观念的转变也很快。1985年中信要发行第二期武士债募集300亿日元，当年带头反对借外债的中国银行来打招呼，让中信的债等等，等中国银行的武士债募集完之后再发。大概历史的进程都是这样的吧，说来都是后话了。
成立之初的中信为了在北京城找个办公室也是费尽心力。起初只能租用和平宾馆十几间客房，到1979年底才好不容易和北京市服务局谈妥，租用崇文门向阳一所（今天的崇文门饭店）顶楼两层。那天“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招牌刚挂出去不久，全体40多位员工还在打扫庭室，布置办公。突然，一位中年女同志，提着一袋旧衣服，推开了崇文门向阳一所的大门，嚷扰着来做买卖。全公司都很兴奋，谁也没想到那么顺利就招徕到了客户。
阿姨打开包裹，里面装的竟是几件旧衣服，要求中信帮忙寄卖。原来信托作为资本主义的糟粕在1950年被取缔，此后的“信托”在众人的知识范围里就只指信托寄售商店，也是国有性质，卖方带着衣物上门，寄售于商店，以待买家来购。
各位看官休提“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当年真的没有那个“群众基础”，散啦散啦，事务部的小张和小王围观回来，就继续忙着为即将来访公司的外市同志和外宾找住宿的地方。当时的北京，置业难，找酒店更难。为了能给客人找酒店住，中信没少和北京饭店、民族饭店、新桥饭店和前门一带大饭店搞关系，甚至要以接纳其子女就业为条件。
这样开后门的条子递给领导签字，即使儒雅稳重的荣毅仁也不免皱眉头，叹气。转念一想，既然置业、酒店那么难，不如中信自己搞吧。就这样，中信定下自己的第一项业务——房地产。
找地颇是不易，好不容易从北京市批拨下友谊商店西侧一块7650平方米的空地。空地虽有，可是友谊商店却说市里很早就定了，这块空地是留给它将来开发之用。查无依据又言之凿凿。没办法，又陷入了漫长的谈判。各类条件，讨价还价，谈判的最后友谊商店要中信为它在一楼大堂架一座扶梯。咬咬牙，成交吧。
那是北京城第一座自动扶梯。男女老少排队搭乘扶梯的盛况一时令友谊商店风光无限。再后来，扶梯遍地开花，友谊商店成了昨日黄花，中信却步步为营，扶梯而上。
项目由北京市市政工程第一设计院设计，由承建过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施工。在当时堪称顶配，但是高达30层、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商住大厦项目，都是大家的第一次。
1982年，国际大厦竣工，比30年代建成的上海国际饭店高5层，成为中国第一高楼。除了中信自己，还以市场定价租金的形式，招徕到太古洋行、日本山一证券、住友、意大利商业、澳大利亚国民、IBM、通用电气等98家外企租客。很快，能去国际大厦29层香港美心开张的世界之窗餐馆吃顿饭，成了北京人的时尚。国际大厦只用了6年时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这是中信的第一个，也信托公司重生后的第一个项目，首战告捷，令人欣慰。
有了国际大厦的成功在先，之后的中信势如破竹。1982年建成的29层国际大厦、1992年建成的52层京城大厦、1997年在香港建成的33层的中信大厦，构成中信20实际房地产业的宝鼎三足。
如今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了话题行业。高企难及的房价、首富易主的传奇、土地财政的依赖、侵占太多资源不利高新技术行业发展的诟病等等等等，有人向往，有人唾弃，有人打脸啪啪啪。无论如何，回到当时，中信对于地产的投资为城市和经济的发展、招商引资条件的改善做出很大贡献。
期间，中信成立中信兴业信托投资公司，专注负责信托业务。围绕为经济建设筹措资金的初衷，开展中国特色的信托存款业务。“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
另一边凭借举借外债，配合荣毅仁卓越的商业才干，中信在加拿大投资纸浆和林木，在澳大利亚投资波特兰铝厂；收购嘉华银行，开立中信实业。面朝海洋开发大榭岛，仰望天空成立国泰航空、港龙航空，凝视太空发射亚星一号卫星。
中信和香港的源远尤其深，除了入主泰富，成功上市，荣毅仁参与起草了如今人人爱讲的《基本法》，并且再着期间指示中信香港把维多利亚港海底的中区过海隧道给造了。都是大家熟悉的故事。
再后来，中信国安(000839,诊股)在离京城东南50公里的香河造了“天下第一城”，睥睨天下的样子；一次纪念荣毅仁的活动，想想老先生留下的32字中信风格里有“谦虚”二字，自此就把“天下”两个字拿掉了。
让衣公子写信托史，这些辉煌会一笔带过，只因那些不过都是水到渠成。中信最大的贡献是完成了时代赋予信托的使命——不只是筹措经济建设资金——比这更本质，是冲破藩篱、突围桎梏。
跟着荣毅仁干中信的成员，都在文革时受过羞辱和虐待，都是些被整怕了的人。有些人一生都没有走出来。
周恩来早年说过，要留一部分对共产主义信仰最深的人在党外。其实指的就是荣毅仁。为了方便用另一种方式建设祖国，荣毅仁共产党员的身份一直没有公开。
当年中信的公司章程画风是这样的，第一条开宗明义：“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分量不够，第二条末加上“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意犹未尽，第四条再此明确“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尽管如此，依旧有人说，在中信是资产阶级领导党，允许中信的存在就是让资本家牵着走。
荣毅仁有时会用左手轻轻握着自己的右手的食指，一言不发。
建京城大厦那会，有人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打报告，说这楼太高，北京根本不需要这样高大、目标显著的办公楼。万里找到前部下苏兆林，陪他到京城大厦看看，特别声明不要让荣毅仁知道。那天万里逛遍京城大厦，让苏兆林陪着在50层吃了顿饭。一天行程结束，万里说，耳听是虚，眼见是实，这大楼盖得好，对招商引资、繁荣经济有利。荣毅仁有眼光，北京城有必要盖这样的楼。
是句公道话，压在荣毅仁和中信的肩头和心头的压力稍稍轻了些。
为了避嫌，荣毅仁主动邀请一位资历很深的共产党员来中信组建党委，但是一开始的相处很不愉快。1980年一次总经理办公扩大会议上，党委向管理层发难，拿出文革初期批判走资派的架势。会议以荣毅仁心脏不适，被送往医院告终。会后党委收走了会议记录，会议主要攻击的对象王兼士以身体不适为由回了上海。
再一次，党委某位成员向国务院机关党委汇报情况，说中信公司有三个跟着资产阶级跑的，两个高干子弟，一个以前给高级领导人当过秘书。汇报里还把中信的资产阶级分了级：①好的②比较好，可以争取③坏的④最坏的。董事长荣毅仁被分在第③类。用的是“四人帮”的语言。
这两位公子哥指的是王军和叶选基。
这位姓杨的党委挑错了对手。门户争斗也是需要专业知识的。比如要搞清楚，四人帮是谁动手拿下的，比如要打听清楚王震将军在新疆行事的风格。王军得知此事，马上就带着叶选基和庄寿仓去党委，杨党委不在，另一位老同志一看脸色察觉不对，忙答复自己不知道要查一查，跟着就坐车回家，第二天不来上班了。
第二天，王军又直奔杨党委的办公室。杨党委要夺门而出，王军挡住。整个向阳一所都听到了同志间交流的声音。荣毅仁让秘书把王军叫去开会，拉了好几次终于把王军拉走了。杨党委脱身后，连续几天没有来上班，不久就彻底离开中信了。
对内对外，江山都是这样一步步打下来的。
1979年，中信注册资本2亿，国务院首期拨付1000万。公司筹建不够花。荣毅仁当年把家业捐献国家搞公私合营，按政策每年会有定息，历史进程里中断过一些时候，但好歹还是存了下来一些钱。荣毅仁拿出1000万，以储蓄存款的方式支持公司。
1993年，荣毅仁卸任，在任14年，没有从中信拿一分钱。但这肯定是他一生最幸福最开心的14年。
其实荣毅仁也有遗憾。用信托突围是他献给邓公的主意，但是在他主政的14年的光阴里，中信始终未能开展真正的信托业务。其实在当时计划经济的环境下，开展信托业务几乎是不可能的。旗下中信兴业信托投资公司的成绩也是褒贬不一。
90年代的整顿中，有人民银行的处长捎话，中信能不能彻底放弃信托业务，好好做个金融集团。王军听后勃然大怒，“信托是荣毅仁开创的，绝不能在我手上断送了。”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信托从最高峰时的全国1000多家，到如今稳定在68家，多少叱咤风云的信托公司最终都走进了历史。中信作为改革开放后成立的第一家信托，一直屹立到今天。
2002年中信对中信兴业信托投资公司进行剥离、重组，组建中信信托，在常振明董事长和姚海星总经理的带领下，扬帆起航，后来有了国内首个按揭住房信托业务、首个不良资产信托管理产品、首个外汇信托理财业务等等，这些都是衣公子放在《信托简史：1999-2018》当中的故事了。
三80年代，信托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中国大陆破土而出。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四大国有银行、大型企业都对信托跃跃欲试。在80、90年代的野蛮成长中，一些信托因为违规经营盲目扩张被关闭，比如中国旅游国际信托、中国教育科技信托；另一些在历次整改中根据当时的主营变更了企业性质，比如，四大行和人保旗下的信托公司就合并成立了银河证券。
1981年上海市政府组建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第二年，招聘了一个从上海外国语学院法国文学硕士毕业的年轻人，管金生。经常接待外国访问团的小管，获得一个去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进修的机会。在比利时期间，管金生刻苦学习，读下法学、商业管理两个硕士学位；还在导师们的帮助下获得一个去剑桥读博的机会。
管金生一封封地往国内打电报，终究没有获得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对其延长留学的同意。那个时代，到点不回国就是叛国罪。连剑桥的入学手续都办妥的管金生，只好无奈归国。回到上海信托，已经和公司闹了不开心的管金生一度无事可做。直到1988年，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起股东之一，成立万国证券，41岁的管金生迎来了他等待一生的机会。
在管金生郁郁不得志的1986年，魏东考上了中央财经大学。他的父亲，是央财会计系教授。大学毕业后魏东入职财政部，不久又转到财政部下属的一家信托公司工作。
这家信托公司和万国证券一样组建于1988年，起初是为了管理财政部农业周转金，取名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不久，除了农业周转金，财政部还把全部财政周转金和农综办资金委托它管理。1992年，公司把“农业”两字改名为“经济”，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经开”。
每一个渴望出人头地的少年，都要去寻找自己的舞台。中经开环顾四周，当今最大的舞台是什么呢？
在分税制改革之前，地方向中央上缴的税收实行“包干制”。中央为了鼓励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政府约定一个固定数量的税收，地方政府每年只需要上缴这个固定数量，剩下的税收都留在地方。多创多得，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空前地高。
没料到，中国经济的增长远比设想的快，上缴中央的税收显得不足，留存地方的税收显得多。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使中央财政的支出压力变大，原本贫瘠的中央财政愈发捉襟见肘。在此背景下，国债成了中央政府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
1992年，为了促进国债一级市场的发行、活跃二级市场的交易，上海证券交易所设计并试行了12个品种的国债期货合约。效果得到肯定。
1993年7月，由于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为了维持民众对于国债的信心，财政部决定参照中央银行公布的保值贴补率给予一些国债品种保值补贴。由于保值补贴带来国债收益率的不确定性，国债期货市场的投机空间逐渐放大。
1995年前4个月，上交所国债期货的交易量是上交所全年股票交易量的16倍。——不可思议，但是确凿无疑这里就是最大的舞台。
“327”是“92（3）国债06月交收”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对应1992年发行1995年6月到期兑付的3年期国库券，该券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
通货膨胀依旧居高不下，随着327国债期货交割日的临近，围绕保值补贴率的持续与否，市场形成看多和看空两派。
看空派的主力军是管金生治下的万国证券。彼时的万国证券刚过完自己五岁的生日，“万国证券，证券王国”的广告，从上海市区一路印到虹桥机场。管金生堪称“中国证券教父”，上海滩很多人学他梳起大背头，披上绒大衣。同业们聚在一起除了讨论国债期货可能的走势，就是交流哪款“摩丝”效果最好。
管金生（右二）
看多派的领袖就是中经开。几年前小魏已经从中国经济开发信托公司离职，年仅27岁的他成立了涌金集团。深谙中经开背景和手段的他，选择坚定地站在老东家身后。
战事将近。1995年2月，327国债期货的价格在147.80元-148.30元徘徊。多空双方战壕深筑，寸步不让。
这一切在1995年2月23日达到高潮。2月23日上午一开盘，“中经开”率领的多方用80万口将148.21元的开盘价一举上拉到148.50元，接着又以120万口推到149.10元，又用100万口攻到150元，步步紧逼。伴随期间的是财政部持续保值补贴消息的一步步坐实。
当时国债期货的交易保证金比例是1%，也就是最大可以放100倍的杠杆。100倍啊，多少血脉因你喷张，多少瞳孔因你放大。“327”品种每上涨1元，中经开对面的万国证券就要赔进十几个亿。
不久，管金生又证实了另一个坏消息，之前的亲密盟友辽国发高氏兄弟已经反水。今天一早高氏先将自己的50万口空单平仓，随即反手50万口做多。多头一路气势如虹，327国债价格封至152.5。
竖着大背头、穿着大衣的管金生依然有着教父的威仪。但是身边的人可以察觉到，他的步履变得沉重，呼吸变得急促。按照万国证券的持仓量和现行价位，一旦到期交割，意味着将要拿出60亿元资金，不用算，万国证券将在一天内破产。
管金生到上交所找到尉文渊，提出三个请求，“能不能给我增加点持仓量？”“交易所能不能发个通知，说到现在为止上海证券交易所没有接到财政部贴息的通知？”“能不能把国债期货交易停下来？”。尉文渊一一拒绝。精疲力尽的管金生，怏怏归来，坐在自己平日发号施令的办公椅上，仿佛陷进了一个漩涡里。眼看着自己亲手建立的万国证券覆灭在即，管金生做出了一个铤而走险的决定。16时22分13秒，万国先以50万口卖单把价位从151.30元轰到150元，然后用几十万口把价位打到148元，最后时刻管金生祭出730万口的天量卖单狂炸尾市，闭市时候，历经一根直直的跳水线，327国债期货价格定格在147.50元。
要知道730万口卖单对应国债合约面值为1460亿元，而当年327国债的发行总额仅仅只有240亿元。
亲历者惊呆了，遍布全国的交易室大多是同一个状态——全场鸦雀无声，偶尔炸出一两声失心疯的尖叫。很多多头持有者还没消化掉一日暴富的惊喜，转瞬就发现自己破产了。1993年，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有一句经典台词：人生大起大落得太快，实在太刺激了。
当晚11点，上交所正式下令，因万国证券违规开仓，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交易无效。剔除违规交易，327国债最终价格被认定为151.30。
事后来看，这场旷世豪赌其实就像石头剪刀布一样简单，大家就赌一样东西：保值补贴率。而保值补贴率是由财政部制定并且每月公布。
没有直接证据显示中经开利用内部信息。但是中经开所具备的优势有目共睹，作为财政部的直属单位，中经开历任董事长和管理层均来自财政部。1995年时任总经理朱扶林，在此之前供职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司长；主管证券、期货业务的戴学民亦出自财政部综合计划司，正是魏东曾经的上次。这是一场All In的豪赌，中经开有没有偷看底牌？市场只能依据常识猜测了。
以财政部、人民银行、证监会、安全部、国家保密局等六大部委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事件进行了调查。
空头这边：管金生以贪污、挪用公款40万的罪名获刑17年。万国证券不久被申银证券合并。反水的辽国发高氏兄弟从此人间蒸发。
中经开毫发无损。中经开身后，28岁的魏东、29岁的袁宝璟、34岁的周正毅以及30岁的刘汉，得以暴富，自此扬名江湖。
各色人物之后命运和事件本身的诡谲，同样令人称奇。
中经开戴学民在1995年被人刺杀未遂，伤及肝部，但是既未报案，也未住院，到医院草草包扎后，当即乘航班离开北京。再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里是在2015年，作为编号为A-19/1-2002的红色通缉犯的他在上海被捉捕归案。
少年得志的魏东，赚得第一桶金，往后国金证券(600109,诊股)、九芝堂(000989,诊股)、千金药业(600479,诊股)，开始了涌金在资本市场的攻城略地。经此一役，魏东愈发觉得信托公司是个好东西，很年以后终于通过入主云南国际信托圆梦。可惜2008年41岁的魏东选择在北京从17楼纵身一跃。地球地球迎面飞来，身后留下太多谜团。
周正毅一战成名，以上海首富的头衔和多位女星有染，一时风光无限，后因涉案某老虎，获刑16年。
袁宝璟和刘汉结仇，使人刺杀刘汉，却被刘汉侥幸躲过。彼时已经和康师傅的儿子合作生意的刘汉反击，袁宝璟和他的弟兄们付出死刑的代价。刘汉也没有笑到最后，2015年坐拥400亿身家，被称为“四川地下组织部长”的他因涉黑获刑。
就在刘汉被执行死刑的十天前，久未露面的管金生出现在上海浦东希尔顿逸林做了一场有关互联网金融的演讲。整整20年，命运的反复和轮回，令人唏嘘。
中经开当时在327国债的多单持仓也超过40万口的限额，与万国一样同属违规持仓；此外，中经开拉高327国债价格的行为，属于恶性逼仓，也是违规行为。
更诡异的是，作为多头主力的中经开大获全胜，账面盈利超70亿元，但是1995年底接任中经开第三任总经理的韩国春（前财政部部长助理）向《财经》杂志证实：“327给中经开的利润连1个亿都没有。”
327国债期货的风雨对于中国金融历史影响重大。其一，从此管理层对于金融衍生品的态度变得谨慎，各类新产品的创设阻力变大，国债期货这个交易品种至今也没有再恢复。第二，为市场树立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某种全局性的力量可以参与，甚至左右市场。
但是这还只是中经开的小试牛刀，仅仅半年，他要再一次成为市场的焦点。
1995年7月四川长虹(600839,诊股)配股，中经开担任主承销商，包销发行。受送配股利好刺激，长虹股价一路走高。但是就在除权上市的第一天，股价毫无征兆地跳水。市场不经意发现，这巨量的卖单总竟然有长虹转配股红股参与交易，众人哗然。
众所周知，转配红股是无法交易，政策不允许，系统更是不支持。
原来囿于大势低迷，转配股比例过高，长虹转配股并未完全配售出去，中经开和上财政包销吃进。8月15日，就在派息当日，中经开让上交所明知故犯、违规批准，并且为此修改系统“后门”放行。趁着高点中经开疯狂套现减值。事后长虹停牌两月之久，证监会的处置仅仅是没收2000多万违规所得。
让上交所开技术后门，再全身而退，这下全市场都知道中经开有通天的本领。股市俨然就是中经开的过家家游戏。从此，玩家们都知道没有中经开办不成的事。那几年，同业吃饭、中经开坐的都是主座。
衣公子说过，阔少都有一个特点：骄傲自负，又急不可耐地想证明自己。
中经开就是典型的阔少，威力如此强大，战无不胜，却业绩混乱，入不敷出。1997年中经开经历多次支付危机，78亿债台高筑，挪用客户保证金6.8亿，几近破产。
在327国债期货和四川长虹配转股事件里中经开不过是简单粗暴地利用特权，好比恶少开法拉利飙车撞了人，打电话给家人摆平事情。风平浪静后，那张高贵得连粉刺都没有的脸蛋上依旧写满了任性和野心——“这不是我想要的”，他要有自己风格和策略，他要立山为王，还要一统江山，靠自己把名字写进历史。
《纸牌屋》第1季里，女主角Claire和情妇Adam有一场对话。
Adam：你总渴望万众瞩目。
Claire：不，我想要举足轻重。
在第五次信托整改中，中经开被移交中央，统一管理。在当年信托业争先恐后的倒闭比赛中，中经开继续逢凶化吉。
信托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原本被邓公给予改革希望的信托公司，在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的自我奋斗下，终于变成了朱相口中的“坏孩子”。未来的信托人要花上成倍的时间和代价才能找回行业的定位和市场的信任。
时间到了1999年，中经开这个阔少已经蓄起了胡须，戒掉了飙车、泡妞，除了开心和不开心的日子平时都不开party了。他搭上了东方电子(000682,诊股)和银广夏两位同道中人，暗暗发力，成就了一番后来被老鼠仓们奉为祖师的事业。好在时间已经到了1999年，距离中经开被自己的贪婪和猖狂彻底吞没，只剩下3年的时间了。
四1988年，中经开（当时还叫“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成立的那一年，在北京还成了一家以“农”命名的信托公司——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首任总经理兼党组书记是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所长，时年40岁的王所长。当时不会有人想到这位王所长后来会成为国家副主席。
在王所长赴任建行副行长不久，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管理混乱，因为违规经营和盲目扩张在1996年已经资不抵债，实质破产；为减少社会震动，有央行予以关闭，交由中国建设银行托管、偿还债务。
1999年1月，“全国老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
1979年，中信在北京组建；1980年广信在广州成立。1982年中信在日本发债募集100亿日元；从1983年开始，广信先后与日、美、英、法等国数十家银行签订了贷款协议，信贷额度超过3亿美元。都是紧随其后。1999年全国244家信托公司中，广信规模第二，仅次于中信。
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的第一任总经理，如今已经是建行行长，此时受命赴任广东省常委着手处理广信破产案。至此开始了自己 “救火队长”的履历轨迹。
广信不是第一家关闭的信托公司。1995年中银信托资不抵债被央行接管，一年后资产状况并未有好转。但是考虑到对金融信用的巨大冲击。央行找到广东发展银行，组织上做工作希望后者并购中银信托，继承所有债权债务。广发银行当然不肯。央行开出条件，允许广发银行到上海、北京开设分行，在全国展业——都是广发梦寐以求的，算了算账，合算，答应了。强信用主体接管过渡，再找新的机构接盘或清理，类似缓和平稳的处理，先后应用在中国旅游国际信托、中国教育科技信托、农村信托，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毕竟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广信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第一家以市场方式清算倒闭的信托公司。
不得不再次提起，兴起于80年代初的中国特色的“窗口信用模式”。在整个80年代，由国家财政部发行的中国政府主权债只有一笔，便是1987年10月在欧洲债市发行的3亿马克债。已下定决心对外开放的中国，把为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筹措资金的任务交给了信托。自1982年中信100亿日元武士债起，这类海外融资方式被称为“窗口信用”，即介于主权信用和企业信用之间——没有主权债务的要件，在合同和法律层面上并没有国家信用的担保，但是在融资行为和融资目的中有很强的国家支持。国务院在1986年下发的83号文，把借用外币债券的机构纳入统一管理；未列入此国家借用外资计划的部门和单位不得借用外债。
1883年，广东信托投资公司赶了当时的时髦，名字里加进“国际”二字。同年，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获取“窗口公司”的身份，之后进一步确立为全国10家有权在国外发债的窗口级信托投资公司 之一。
那会Tony、Jack在项审会上都会和领导们提这个文件，“行业惯例地Speaking，这里面有kind of主权信用”。项审会领导们七嘴八舌地议一会，有人提出“法律层面没落实主权信用”，另一边说“价格比主权债务高啊，而且人家广信这么大的盘子，能赖你这6000万？”最终都多少批了个额度，通过。
Jack和Tony是国际友人、好同志。但是在这批西方银行家身上中国第一次领教了什么叫做“晴天送伞，雨天收伞”。
广信的外债不到20亿美元，而境外债权人多达131家，其最大的债权人为日本第一劝业银行，债务为6127万美元；其次为德国的德累斯顿银行，债务为6075万美元。其余债权人的债务只会更低。如果分期撇账，不至于对债权银行造成致命性影响。正是外资对于流动性的突然收紧，成为压垮广信的最后一根稻草。
1992年2月一个平常的周四，26名外资银行经理，聚首羊城和广东省委、副省长王省长对话。来的时候一路谈笑风生——谁都清楚信托公司倒闭会由政府接盘；回去的路上已是鸦雀无声——王省长很明确的告之，“谁的孩子谁抱走”，广东省政府不会为广信的债务兜底买单。
经历90年代的野蛮生长，信托公司盲目投资乱铺摊子，而亚洲金融风暴对风险的集中引爆，更是让信托公司积累的弊端积重难返。监管也下了决心，让信托回归“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源。话说当时人民银行非银司夏斌司长的办公桌上有一张表格定时更新，上面记载着各家信托的数字，还按质量和状况分了类，“已清理整顿的”、“没有太大困难正在进行整顿的”、“困难很大的”。总之，监管拿出了决心。
有外资银行提出来，应该先偿还外国债权人，中农信破产时也是优先偿还外国债权人的。王岐山表示，不行，一视同仁，按照市场方式清算。“你们可以去告，到哪里都可以，在国内、在广东省肯定赢不了；到国外，也愿意奉陪。”强硬风格独树一帜。
也有代价，一段时间，所有“窗口公司”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用都没有了，借不到钱，系统性的流动性风险让人如履薄冰。国际市场用了很久的时间来评估和重新定价中国的国际信誉。自古，不破不立，毛主席说过：矫枉必过正。监管拿出决心来，大家才下定决心往前走，1999年如此，2018年也是。
穆迪公司连续两年对5家中国信托投资公司——深圳国投、上海国投、山东国投、福建国投和天津国投作出了负面的评价。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出于对“系统性风险”的理性考虑，不再有断然关闭“窗口级”信托投资公司，而是给予时间进行重组谈判，妥善解决对外债务再度成为权宜之策。王省长的强硬立场，斩断了信托公司借新还旧的妄念，为新的谈判创造了条件。比如大连信托的债务由接管其债权的华信信托投资公司予以偿还，如果债权人急于拿到现金偿还，要给本金利息打个6折优惠。
广信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是2017年，万科斥资551亿元竞得广信旗下子公司广信房产的所有投资权益及债权。90年代，广信房产被誉为“广州地产之母”，如今这是广信残存下的最后的资产。当年伴随广信的轰然坍塌，广信房产在广州的多个项目戛然而止，烂尾至今。当年的地块如今已是广州市核心稀缺土地。
信托第五次整顿的大幕正徐徐打开，信托兼任银行、证券、实业集团和城投平台的过往即将成为历史。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信托史由春回大地、百花争艳的冲锋号开始，又以一个秋天午后慵懒的哈欠结尾。放眼望去，属于信托的挑战和荣耀，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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