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能否成为政府资产“大管家”

中国政府总资产接近112万亿元，净资产约56万亿元，这是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测算出的2013年数据。大量资源可供掌握或者支配，谁能成为其“大管家”，既为其募集资金又为其管理资产。信托人士认为，信托公司理应接受政府的委托，担任其“大管家”，这才是政信合作的题中应有之意。

所谓政信合作业务，即地方政府与信托公司合作开展的业务。就其发展的历程而言，主要是指信托公司为政府融资平台提供融资服务，并收取信托报酬的业务，所以，有许多研究将该业务直接称为平台融资业务，实际上政信业务较之平台融资的概念范畴要大很多，在行业转型发展的当下意义重大。

政信合作业务之困

政信业务是2009年以来拉动信托行业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另两驾是房地产业务和证券投资信托，目前在信托业资产总额中的占比超过20%(含事务管理型产品)。一方面由地方政府融资需求所决定;另一方面，与工商企业、房地产投向相比，地方融资平台是较为优良的交易对手。回顾过去6年政信业务大发展的主因，也不外乎于此。

随着2015年股市波动，房地产市场理性回归，政信业务仍在不断深化，成为拉动信托业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传统的融资平台模式逐渐暴露其弊端——融资平台既是企业又是政府代表，财务账目混乱、与政府间往来款不清，既导致政府债台高筑，又引发许多腐败问题。

在未来恰当时机，一方面可能撤销融资平台，另一方面将政府资产委托给信托公司、基金、资管公司，实现资产运用公开化、透明化，提升运营收益。中泰信托研究发展中心负责人王岸欣认为，传统信政合作的模式终将被打破，由于政府是公认的信用度最高的主体，在全社会风险偏好下降的当口，政府业务资源成为金融机构争夺的焦点，挤占信托业务份额。从短期来看，管理层会出台更严厉的限制措施来加以控制;从长期看，专项收益债推出乃至过渡到市政债，将确立地方政府的借贷主体地位，并取缔融资平台形式。

从融资中介走向金融服务提供商

长期以来，信托行业主导的融资业务和银行同质化程度较高，只能是银行做不了或者不愿做的业务，才有信托的生存空间。这样一来，信托的资金成本比银行高，风控强度比银行大，在同一平台上和银行竞争，必定居于劣势。平台融资业务的冲击，给信托业敲响了警钟，如果不能求新求变，必然没有出路。

可以看到，管理层也在积极推动创新形式，比如PPP模式，传统的政信合作业务面临创新和调整。“PPP模式虽然效果尚待检验，但给信托业指出了一个方向，单纯的融资业务没有前途，要走金融综合服务商的道路。”王岸欣说。

因此，信托要为政府提出一揽子的金融解决方案，要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要提供增值服务。在合作领域上，既包括土地一级开发、旧区改造、保障房，也包括其他公益事业领域，信托不能借笔钱给政府就结束，要设计整体方案。在服务模式上，可采取PPP、产业引导基金或者是金融租赁的交易结构。无论哪种模式，关键是要充分发挥信托优势，提升信托话语权，从而提升利润空间。

得政府资管者得天下

当前，基础产业信托仍是信托资金投向的第二大领域。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资金信托在该领域的配置规模为2.70万亿元，相比2014年三季度的2.66万亿元，同比增长1.50%。面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改革与转型，信托公司应该有更敏锐的触角，摆脱惯性思维，研发出更贴近政策变化的模式以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比如，探索政府资管业务的可行性，可在政府基金运用以及政府债务资产证券化方面寻找突破口，与政府展开更加深入的合作，提升服务增值。

王岸欣认为，谁能抢先一步占据政府资管市场，未来必将在信托业转型中占据制高点。融资平台贷款作为当前政信业务的主体，虽然规模庞大，但境况已是明日黄花，每况愈下。如果信托公司仍然对其留恋不舍，很难在政信领域有所建树。未来的政信业务更接近于信托本源，能创造更多附加值，这也对信托公司提出了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