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会上演“失去的20年”—专访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刘哲

红刊财经 何艳

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以美国加征关税开启新一轮博弈。自3月8日美国总统签署对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的公告至本轮贸易摩擦再次强势来袭，中国与美国贸易摩擦已经历了四个回合、两次磋商，美国反复无常的举动某种程度上超出国人预期。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美国与欧盟，与加拿大、俄罗斯等国的贸易摩擦也在加剧，其已成为全球贸易不稳定的源头。

聚焦贸易摩擦最新热点及未来长远发展态势，《红周刊》特邀请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总裁、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哲进行解读。刘哲长期跟踪国内宏观经济，对大类资产配置、消费升级和政策改革驱动下的资本市场投资机会有深入研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贸易摩擦虽然是一种常态，但最终还是需要回到谈判桌上的。就中国对外贸易而言，短期负面影响不可避免，但中国强劲的消费需求及经济发展韧性也注定不会重蹈日本“失去的20年”覆辙。

贸易摩擦会长期存在

《红周刊》：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爆发的背景是什么？美国的目的是什么？

刘哲：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的发生有四个大的背景，一是产业背景，“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的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以及涉及的制造业创新中心、智能制造、工业强基、绿色制造、高端装备创新5大工程和生物医药、航空航天设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等10个领域，都是美国目前的优势领域，未来中国的新兴产业可能和美国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而过去几十年，中国更多地是承担了制造业加工为主的“送水人”角色。随着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中国和美国的产业关系未来可能由从上下游的互补上升到竞争合作。第二个是贸易背景，2000年以后，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经历了一轮快速增长，按照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7年中国的货币贸易顺差为2700多亿美元，贸易差额成为中美双方经贸领域的“痛点”。第三个是政治背景，特朗普上台之后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其上任后也需要为所在党派争取更多的支持，践行他此前竞选时的承诺。第四个背景则是，美国的全球贸易政策背景，目前美国的贸易政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现在美国可以说是全球贸易不稳定的源头。美国跟欧盟，跟加拿大、俄罗斯的贸易摩擦也在加剧。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中长期来看，美国希望通过贸易摩擦，遏制中国在高技术领域发展的势头。从短期来看，经济利益上，美国致力于减少中美之间货物贸易逆差；政治上，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甚至以美国为源头的多边贸易关系的转变是为其在政治上争取更多支持的筹码。

《红周刊》：在中国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美国的态度为什么会反复无常？

刘哲：现在美国的一个基本的策略，是希望通过贸易摩擦取到更多的美国单边权利，来提高其传统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巩固其高新技术产业龙头地位，并且促进国外制造业回流美国，从而改善国内的就业。基于这些目的，在谈判过程中美国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争取达到利益最大化，并且积累一些筹码。在谈判内容没有最终落地之前，任何中间发生的事情，都是贸易条款盖棺定论之前的反复博弈，可以预见，未来贸易摩擦大概率还会逐渐增多。但是，任何摩擦都会两败俱伤。我个人认为，最终中国与美国贸易还是会回到谈判桌上来解决，这是大概率事件，但是这个谈判肯定是长期的过程，中间还会出现反复。

《红周刊》：在与美欧等国贸易摩擦中，其中很多问题涉及到中国的补贴政策，您是如何看待补贴和反补贴政策的？

刘哲：其实很多国家都存在贸易补贴现象，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补贴对于扶持产业发展、平衡收入差距是有所帮助的。早在十八世纪，汉密尔顿就提出了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此后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又将其发扬，提出通过补贴政策及其他保护政策保护新兴工业的成长。事实上，WTO关于补贴和反补贴有相应的规则，比如它把补贴分为禁止类的、可以起诉类的和不可起诉类的，但是在涉及具体的行业和产品上，不同国家对上述三类补贴的界定就有了一些分歧。

在贸易过程中，当某一个国家认为其他国家的补贴政策可能会对本国产生不利影响，或是发生不公平竞争时，就可能产生关于补贴上的争端或摩擦。如何看待补贴和反补贴政策？实际上，这是WTO的一个调和机制，这个机制用来给不同国家以足够权利，来平衡可能存在的不公平贸易，并促进对外贸易健康发展。对于其中涉及中国的关于补贴方面的诉讼，首先应该充分重视，以调整出口补贴政策和法律法规，在出口竞争战略中采取更多元化的战略等方式来应对，但从根本上说，应该从过去的追求数量、低价等“低附加值生产”向未来的追求质量、品牌等“高附加值创造”方向转型，如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模式或是商业模式等，以降低产品原材料成本，提高产品的综合竞争力。

“失去的20年”在中国不会出现

《红周刊》：上世纪60至90年代，美国与日本发生了6次大型贸易摩擦，最终结果是日本陷入了连续二十年的经济停滞状态。随着此次中国与美国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您认为中国是否会重蹈日本“失去的20年”覆辙？

刘哲：我的判断是，此次中国与美国贸易摩擦最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的博弈。对于其影响，既不应该夸大为所谓的新冷战，也不应该简单地类比上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长期压制。原因就在于，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的消费市场是非常广阔的，新经济产业的内生动力十分强劲，贸易摩擦不会改变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的趋势。

当然，借鉴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摩擦，我们需要对于本次中国与美国的贸易争摩擦有一个全面、理性、前瞻的判断。美国对中国贸易产生的压力可能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针对某一个产业，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比较高的产业，未来可能都有压力。同时，也不仅仅是针对出口，投资方面也会有一定的诉求，如扩大外商在垄断行业的投资比例等。未来，中国正在兴起的以自主研发为主的新供给产业和长期享受垄断红利的行业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压力。但也不必过度悲观，中国有着强大的内需市场，以内需为强大的后盾，贸易摩擦不会改变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从中国经济数据来看，2018年1月到4月，消费对经济支撑作用非常强劲，5月份受到汽车关税下降以及一些节气因素影响有所回落，而随着一些阶段性因素的解除，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实，消费有可能还会持续改善。同时，网上消费品零售额还保持了30%以上的同比增速，互联网+、大数据、文化产业等新经济产业的供给升级，有望继续引领消费市场景气度的不断提升。

《红周刊》：贸易摩擦升级对我国出口行业影响明显，这是否会拖累我国经济增速？

刘哲：从今年的出口数据来看，贸易摩擦的冲击还没有真正地显现出来。最新5月份的数据也显示，中国对发达国家，如对美国、日本的出口同比增长还在10%左右，对欧洲的出口增长也在8.5%左右，对东盟、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国家和地区同比增长也都在15%以上。

同时，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从2006年的60%左右，下降到了现在的30%左右，从国际平均水平来看，这并不是很高。但是，中国与美国贸易摩擦也是未来影响出口的较大的不确定因素，一旦贸易摩擦升级且付诸于实施，对中国出口可能产生短期冲击。测算表明，假定贸易升级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通信设备、机械设备等征收45%的关税，对于出口增速的影响大概是在3%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的出口增速可能会从去年的14%降到10%左右，对GDP的影响大概是0.1%。

《红周刊》：面对可能出现的经济下滑风险，中国该如何化解？

刘哲：很多的风险并不是真正发生的风险，而是人们想象中的风险，正是这种意识中、预期中的恐惧，导致了风险加速和爆发。从这个角度看，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贸易摩擦风险的化解。

第一就是稳定预期。目前来看，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对出口并没有产生实际影响，但是已经使得整个市场悲观预期开始抬头。在悲观预期下，海外资金对中国实体经济的投资意愿和积极性会有所下滑，民间投资也可能面临下行压力。因此，稳定宏观经济预期将有利于对冲国际不确定性风险，呵护投资者的积极性。

第二是扩大内需。中国有非常庞大的消费市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和产业纵深。如何有效地更好地激发内生需求和企业的活力，进而缓冲和化解整个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而这就要通过实实在在的改革实现。比如减税，部分新供给行业，其前期研发投入较大、投资周期长，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创新商业化的进程。通过大力度减免所得税政策，将直接增加相关企业的盈利能力，通过市场化的手段鼓励更多的资金、人力资本、技术等进入新供给领域，提升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再比如，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按照目前中国70万亿的企业信贷总额计算，如果降低一个点的融资成本，企业的利润就将增加七千亿，其直接影响是相同比例减税的3倍多。同时，无论是减税还是降低融资成本，其效果都会事半功倍，企业会在生产中以乘数效应反哺实体经济的再投资。

第三个方面就是苦练内功。推动中国经济技术创新和管理模式创新，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新的需求是由新供给不断创造出来的，中国的共享经济、数字经济等新供给、新动能的占比在迅速地提升，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哪些新供给创造出更多的新需求，对于中国经济不应过度悲观。同时，创新本身是一个不断反复试错的过程，很难一次就成功，所以需要给予创新一定的容忍度，政府在简政放权、放松行政约束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红周刊》：目前情况下，通过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刺激制造业升级的做法是否可行？

刘哲：扩大内需是可行的，今年4月份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就首次提出了要把加快调整结构和持续扩大内需相结合，把扩大内需提高到了重要位置。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是针对当前比较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做出的短期应对，扩大内需依然要满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而不能再走此前货币刺激、地产拉动的老路上去，而是需要通过调结构，通过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的改革，通过放松产品市场约束，激发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优化产业结构，来达到扩大内需的目的。从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情况看，中国在货物上确实有一定的顺差，但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则有大约500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就是中国要着力改善的方面。

合理配置资产，不要盲目抄底

《红周刊》：贸易摩擦升级对普通民众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什么？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哲：最直接的影响应该是物价，一旦真的征收关税，会直接影响到价格上，带来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但也应理性看待物价上涨，如果对原材料产品进行征税，原材料的价格上涨是在整个产业链上进行摊销的，每一个生产环节都可能会吸收一部分价格上涨，用利润的压缩降低价格上涨影响，所以终端消费品的影响可能会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其次就是生产环节和生产效率的提升，组织管理模式的提升，也会节约一定的原材料，提升整个生产效率，缓解物价上涨。

第二可能会对部分消费品，尤其是高科技产品的供给量产生一定影响，因为如果美国进行出口限制，会导致一些高新技术产品在短期内出现供给不足的情况。

第三则是更深层次的对于社会方面的影响，对物价和产品供给造成的影响进而干扰到企业的经营，那么就业也会受到冲击。同时，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对金融资产的价格产生也会造成一定影响，因为金融资产价格不仅仅反映当期的实际的利润变化，还反映了未来的预期。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不确定性的预期，可能导致资产价格剧烈的波动，这种情况下，居民在进行资产配置时就要有充分的风险防范意识，通过对大类资产进行合理比例的配置，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资金需求周期来调节配置比重，做好仓位控制。

《红周刊》：如果贸易摩擦出现进一步升级，在大类资产配置上，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刘哲：建议不同的投资者一定要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分散化投资，在股票、商品、存款、黄金等资产中进行合理配置。其中，对于商品的走势，我认为不仅要关注供给侧的收缩，更应重视需求的实质性变化。经过了2016年和2017年去产能之后，无论是煤炭还是钢铁价格都已经得到了大幅提升。但是总量去产能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2018年其实已经从总量去产能衍生到了结构性去产能，未来要看需求是不是稳定或者边际向好。另外，如果贸易摩擦升级，人们的避险情绪会提升，人民币计价的黄金是对冲不确定性的投资标的，而且从大类资产配置角度来看，黄金价格波动和股票价格相关度比较低，甚至会有负相关作用，当金融资产出现大幅波动，黄金会因其避险性和低相关性进而降低整个组合的波动率。

第二点就是建议投资者用不确定性来分析短期影响，站在更高的格局研究长期影响。具体在配置方面就是，不要盲目地进行抄底，短期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市场的超涨和超跌。即使股票市场从基本面和估值角度可能会处于一个合理的价值投资区间，但是由于股票市场受到情绪的影响，不确定情绪会导致股票超跌，也就是跌到了价值区域之内还有进一步下行的风险，避免急于全仓抄底。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站在更高的格局研究其长期影响，基于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趋势和新兴产业的成长前景，对于明显被低估或错杀的优质股票，可以采取分批、分阶段建仓的方式摊薄组合短期的波动风险。

人物介绍：

刘哲：CFA，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总裁，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新供给经济学中心主任。对中国宏观经济、大类资产配置、消费升级和政策改革驱动下的资本市场投资机会有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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