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探寻中国企业家底色

2019年5月25日，国内领先的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创合汇，携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民生经济研究院、企业家经济学年会组委会成功举办“企业家经济学首届年会暨《企业家》出版30周年纪念活动”。御风集团董事长、万通控股创始人、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副会长冯仑先生进行了精彩的主题分享。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今天来参加企业家经济学的年会，因为要参加这个会，所以我一直在想一个事，中国的企业家到底有没有什么独特性。

1.从民国时期探寻企业家底色

在过去一个礼拜，我去了中国企业家生平做出贡献最大的地方——北碚，即民国时候的企业家，（也可以称为社会企业家）卢作孚的所在地。卢作孚刚开始也不是做企业的，他和弟弟所在的北碚很乱，但他弟弟孔武有力，组织了一个相当于民团一样的组织，保境安民。由于这个地方是几个地方交界，于是叫做“碚”，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小小的生态，像一个小自治组织。

他为了办教育，苦于没钱，于是开始做生意。同时又做了房地产，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新的小镇，邀请了欧洲的设计师规划，规划得非常好，比我们现在规划的小镇都要好。功能、布局、交通、商业配套考虑得很周全，因为那个时候的欧洲已经在城镇方面有很多的心得。正因为建立了这样一个房地产项目，有了这样一个小镇，所以当国民政府抗战搬迁到重庆的时候，大量的文教机关，文化人，3000名流都到了重庆，相当一大部分民国的文教机构都在北碚。于是，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新的气象，而且发展出了很多新的工商业。

这样一个企业家，在50年代大军进军收复重庆之后，建立了新政府，然后民国政府跑到台湾，新的政府在重庆建立。于是，他的企业就面临一个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最后机遇没找到，挑战却上了门，提早地安放了自己的灵魂，在经受了一些委屈后，自杀了。这个企业就消失在政府资产的汪洋大海里，今天已经看不到这个企业了，变成了一个现在新的民生公司，一个新的国有企业。

当我还沉浸在这个故事中的时候，我飞到了纽约，参加一个公募。

昨天在回来之前参加了一个活动，访问雅诗·兰黛这个企业，到这个企业后有一位老人，80多岁，还不等你坐下来就开始讲话，非常厉害。我一看就知道大概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否则也不敢这么牛，上来就讲。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又介绍：“我讲完了，这是我儿子，由他正式讲。”他儿子发言的时候说：“这个公司是由我的祖母创办的……”于是我知道，雅诗兰黛不是他爹创办的，创办时间已经超过100年了。这个企业在中国成长得很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他们通过在中国的成长和发展，来做一些帮助化解舆论的工作。

但是就这样一间公司让我想到，能够在100年以后如此淡定地由祖孙三代来讲这个故事，虽然祖母没出场，但是反复被这两个人提起。而相对卢作孚，他的灵魂虽然自己安放了，但是我相信至今知道卢作孚的人没有几个。

所以，我就在想一件事情，中国企业家到底有哪些跟人家不同的地方？所以说如果要有个题目，我现在告诉大家，这个题目叫《中国企业家的底色》，我们是活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底色上的。

我们从卢作孚这个小小的环境去看，民国时候最厉害的企业家还不是卢作孚，是在民国时期比卢作孚早一点的企业家张謇。张謇生活在南通，他是一个读书人，科举那年的最后一个状元。他父亲去世后，按照过去的礼教，得守丧三年，这三年他就琢磨下海做生意，但是他没有钱，于是在上海周边找了几个朋友，做了一家股份公司。一开始公司治理就不同于草根的小买卖人，但是厉害的是这个企业发展得不错，商业不断地发展，最后大生纱厂成为行业的领头，最后变成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

这样的一个企业，在社会变革当中，它的自身的颜色被涂得很复杂。先是孙中山开始起事，孙中山征召他做财政部长，负责给孙中山找钱，因为孙中山要闹革命，所以在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做财政部长。孙中山被袁世凯取代了，袁世凯又征召他做农工部长，为什么？因为有一段时间他去给人家做幕僚，招收了一个私人的学生，这个学生就是袁世凯。所以他的历史比较复杂。后来袁世凯下台了，建立民国以后，在袁世凯和民国交界之时要立宪，要把皇上赶走，他又替皇上写了退位诏书。与此同时，社会不断地争取立宪运动，他又去参与社会活动，做了立宪会议的召集人，一天到晚很忙碌。他也做了很多的公益，建立了南通的新城，跟卢作孚一样，也搞房地产，围滩造地，但由于在经营公司上精力不够，股东之间有矛盾，加上竞争资金的问题，这个公司慢慢垮了。

随着他去世以后，公司也就没有了。但这个公司很厉害，一个企业家能做到行业第一，两个朝代都做官，还给皇上写了最后一个退位诏书，民间社会运动、公益慈善、新城建设做得都很好。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企业家，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把他当成企业家去看，而把他看成一个折腾的人。最后，他的子孙没有落到一毛钱资产，仅得到一个政治上的安排。

所以在民国，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是这两个企业家。他们都能做到行业和社会兼顾，当然民国还有一些企业家。在社会大变动，1945年抗战结束以后，所有的企业家都面临着一个选择，1927年-1937年，1937年-1945年这两个阶段，是中国民营企业民族资本发展非常快的时期，出现过两类企业：一类企业是能够用国外的先进技术结合中国巨大的市场和跨国公司竞争，其中有两个从欧美回来的化学博士，做了化妆品肥皂这些产品，最后居然打败了宝洁，把宝洁从当时中国市场赶出去。

还有一类企业家，跟政府的关系很好。像虞洽卿，也是中国的一个商业奇才。起初这个企业在荷兰的洋行里面卖油漆，后来自己出来做贸易、运输，成为当时宁波在上海永商商会的会长。拥有很大的娱乐场所——上海大世界，还有一条街叫阿德。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政商关系，他收留了蒋介石，蒋介石从日本学习回来之后，在上海暂时没有地方去，最后就在他家住了三个月，认识了黄金荣、杜月笙，也去股票交易所炒股票，后来接到了孙中山的邀请，去广东参加黄埔军校。

就是这样的一种渊源关系。

当蒋介石北伐的时候提出“联俄联共辅助工农，打倒列强”，这时，上海的所有资本家、企业家（商人）非常惴惴不安，于是请阿德叔去面见蒋介石讨一个踏实话。他问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说联俄联共辅助工农，就是消灭有钱人，那我们怎么办？蒋先生说了一句话：我不会靠那些人，我还得靠你们；又问了第二件事情：我们是跟洋人做生意的，你要打倒列强，我们怎么办？蒋先生第二个回答是：洋人怎么打得过？听完这番话，虞洽卿立马踏实了。原来，蒋先生和我们是一伙的，而且跟洋人不会翻脸。然后他又问道：我该怎么办？蒋介石说：你回去以后跟你的商界朋友说，大军不日抵挡上海，请杜先生、黄先生维持社会治安。什么是维持社会治安？后来我们的教科书上说，这叫“412政变”，在上海绞杀共产党。蒋介石到上海之后，黄金荣、杜月笙出人，虞洽卿从商界拿钱，正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所以有三次革命善款，虞洽卿成为那个时代最特殊的一个民营企业家，和蒋的政府建立了这样的一种关系。

2.民国时期企业家们的选择

在民国的时候有很多的民营企业，在1945年到1949年这个阶段面临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只有四种可能性：

第一种，大时代的变迁以后，最好的是卢作孚和张謇，在那个时代做得都很好，但是他们的生命都很短；

第二种，虞洽卿这样的，一直把自己的命运和执政的政治人物捆在一起，所以虞洽卿的企业，国民党到重庆他也到重庆，一直跟着国民党，最后烟消云散；

第三种，跑到了香港、台湾，一部分去了美国；

第四种，留在大陆，面对很多挑战、波动、挣扎，最后在1956年全部都结束了。

1956年以后就没有了，全部变成了公有制企业。这就是在1945年到1949年，这些企业家他们的生存选择。

如果再往前走，在清末的时候十三行这些企业家，为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呢？随着鸦片战争之后，广东作为通商口岸有很多洋人来做贸易，为了社会治安，所以朝廷只允许几个地方通关，而且，只授权少数几家商行帮助这些洋人通关。

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商行自己也做买卖，所以就发展起来。发展起来以后，最著名的叫十三行。有一天我去英国，在怡和洋行的办公室看到一张当时十三行的图，大概那个口岸每个发展的不错的洋行都得有一个楼。还有一个沙逊洋行，不知道是他创始人的第几代孙子，现在在怡和洋行打工，有天陪着我说：“我们家的楼比怡和洋行大，说中国的洋行只能盖小楼，没有我们盖的高。”但是即使是这样，这些洋行后来有几个被政府抓起来，因为在和洋人冲突当中，他们做了可能帮助洋人的工作。后来这些人被抓起来吊打，最后交钱，放人。从那以后，洋行就基本上不太敢和政府做生意，也没办法跟洋人做生意，最后十三行慢慢就没有了。

3.近40年民营企业的发展

我们再来看最近几年民营企业的发展。最近四十年，是中国一百多年历史上，民营企业家发展得最好，也是历史最长的一个时候。根据刚才我讲的民营企业在1949年以前，最长发展时间一般不超过20年，今天民营企业超过了历史上从活的长度来说，都超过了记录。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民营企业取得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进步，也是给了一个机遇；同时也得到了一个最完善的发展空间，所谓最完善，举个例子1993年以前我们没有公司法，1993年以前的企业，这个是“狗蛋式”创业。就像村里有一个坏小子是狗蛋，爬墙上树，没有人认为他是好人，他就胡折腾。最后出去当兵了，带回来个媳妇开了个店，赚了钱，把全村还救活了，后来因为村里全部都做生意了。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规则，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企业，所以杨小凯在1992年到北京见到我的时候，他就问我：没有“公司法”，你是怎么做公司的？我说，我确实是在做公司，我没见过“公司法”，中国好像没有。他就开始跟我讲“公司法”是怎么回事儿，讲得我一头雾水，反正我这边也没有。

那我们根据什么做公司呢？我们早期让注册就注册了，没有什么根据，也不知道什么董事会，也不知道什么法人治理，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从1993年以后到今天，关于赚钱这件事情一共制订了250多个法律和法规，这就是提供了一整套关于赚钱的游戏规则，这非同小可。我们只有变成了“职业运动员”才叫企业家，也就是说你懂得在这250多个法规给你规定的赛道和游戏规则上去跑，而且具备职业动作、专业动作，你才能叫企业家。

那么，这么多法律法规都是在1993年以后到现在制订出来的，这在中国历史上关于“赚钱”这件事情上，立法最多的一个时期。虽然今天关于企业家的法律还没有清朝时候立得好，因为清朝有商会法，是专门关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组织的法律，对商人已经有很明确的界定和他们的组织。我们今天没有商会法，也没有关于企业家的法律。

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在今天民营企业已经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我举个例子，最初做生意的时候为什么万元户就很了不起了了，因为是现金做交易，那时候有一万块钱现金就很了不起了。然后，柳传志他们出来创业，1984年的那一批，我记得大体上是赚钱按百万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1993年回到北京，跟柳总见面的时候，他就很称奇，因为我们赚钱一上来就是千万算的，因为房地产一上来赚就是上千万了，但是也很少。

到了互联网时代，有了估值，有了资本市场，都是按亿算的。但为什么会就按亿算了呢？第一有了估值，整个的估价系统，但这个估值是怎么来的呢？它根据现在一整套的风险投资这套游戏规则，而风险投资为什么能投呢？因为我们有了《证券法》、《银行法》、《物权法》、《民法》，各种法律，如果没有这些法律，这些钱能投进来吗？它又能去上市吗？产权能清楚吗？我们早期做公司，就没法界定产权，所以我们只能按《水浒》的方式处理，6个人一起，我们怎么办呢？虽然我们这6个人都出了一点钱，有的是借的，有的是从家里拿的，有的是自己存的，但不管怎么样也分不清股权、债券、股本还是叫做捐赠，都不行。所以，我们只能根据《水浒》办法，“坐有序，利无别”，在利益分配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整套穿衣裳，大家都一样。

因为没有法，等到有了《公司法》才知道，我出这一块钱要么是借给你你去投资，要么我这就是股东，股本就是一个细胞，就是你的DNA，这都是权利，你都得叫爹。

所以，这就是有了法律之后，你企业能够按照标准姿势发展。这样的话，我们才出现了一批赚钱的“标准选手”和“职业选手”。比如说马云也好，马化腾也好，他们拿到的都是风险投资，都是标准的钱，他公司有个标准的治理结构，他到哪注册，然后他一开始拿钱的时候法律关系就很确定——人家是风险投资，然后董事会的人就要几票，最后怎么投票，后来越来越复杂。

因此，中国在过去40年里，整个的法律法规的建设是中国历史上最完善、最多的一次，所以民营企业才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地步。

随着改革开放，民营企业在这个时代变成了主流价值观认可的一个群体。在30年、40年前，做买卖，找对象都很困难，因为都是“不正经人”才做的。我记得我刚开始离开机关，我跟我两个同学梓木和盛斌我们这些研究生同学，毕业以后他们很多人在学校教书，我骑个破自行车在外面，有一天一个老师从筒子楼路过，跟我说：“你不能这么晃啊，到处乱跑，组织上花钱培养你的，最后你就变成这样了。”他言下之意就是变成不正经了。

所以，那个时候主流价值观并不认可，改革开放前十年、二十年的时候，很多社会边缘人口才做生意，主流人口都不做生意的，但是这20年有很大的变化。创业创新做企业，变成了主流价值观认可的一件事情。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敢在十几岁、二十岁都做买卖，年轻的时候做买卖赚了钱，有房有车，这是一件让人人都羡慕的事。

4.民营企业发展的三个重要底色

这是这40年的一个变化。但即使这样子我们贯穿下来看，我觉得民营企业我们有几个底色仍然是今天我们必须要看到的，对于未来十年、五十年的民营企业发展是需要注意的，甚至可能仍然会影响到民营企业企业家这个群体生存发展的重要之处。

第一个，仍然是政商关系，这是我们发展的中国最独特的一个底色。刚才讲了虞洽卿，现在看1949年后，即使是在台湾也同样面临着政商关系的困扰。今天很多民营企业出状况，都是跟政商关系有关，在这样一个挑战下，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政商关系？

民营企业和法律法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的关系，即企业和体制的关系。比如说现在已经修了一个《刑法》，比如说当年吴鹰集资，这在新刑法修订之前集资是要枪毙的，后来经过很多人的呼吁，最后改了这条，现在不枪毙了，所以最近很多P2P老板在出事后，居然勇敢地去自首，直接大步迈进了监狱，为什么？因为不枪毙，这就是制度环境发生变化的关系。

还有很多，比如说以前有很多口袋罪，民营企业非法经营、抽逃资本，现在虚假出资没有了，民营企业可以注册公司，可以一人公司、合伙公司、股份公司、有限公司都可以，发展空间就变大了。

所以，总之第一件事要处理的就是制度的关系，这就是政商关系中很辛苦的一件事。比如房地产最后限购，这就是与制度的关系。你买了地要盖房，房子盖好了要卖，限购不让卖，最后让买了又限售，正要签合同又限价。你要上花轿的时候他就把挑夫给赶走了，就是永远让你圆不了房。这就是我们说跟制度环境有关系。

很多行业都这样。比如审批，大量的审批，这就是你跟制度环境最关键节点上，特许权、身份区别；

第二，企业和国有资本的关系，民营企业跟国有资本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是政商关系的具体在资本连接上的形势。

这个形势怎么混合？混合经济？两者能不能合起来？上台前，我在手机上看了一条新闻，李光耀的孙子在新加坡以外的地方和他的男朋友结婚，就是说他和同性结婚了，所以说要混合究竟是异性好还是同性好，我们通常是找异性混合，那么在资本关系上，往往异性组合是不舒服的，民营跟民营反而是简单的，为什么异性呢？因为国有资本有超经济保护，有意识形态的天然正当性，然后在法律程序诉讼很多方面都有特殊保护。一个特殊保护和一个普通的资本在一起开会，游戏规则不一样怎么办？

说个笑话，一个外资和一个国企开会，国企每次有一个董事会，老外每次来开董事会，后来发现董事会先要从一个小房间，中方的人先要在小房间待一下，然后出来。他觉得好像小房间更重要，也是在开会，他也跟着去小房间。人家说你别进来，我们这开的是党组会，他说什么是党组会，什么人参加党组会，他说共产党员，他就走了。过了段时间他又来开会，他直就坐到党组会的会议室，人家说这个是党员才能来，你怎么来。他说我现在是党员，人家说你怎么是党员，他说我回到欧洲以后，我在那参加了共产党。人家说你们的共产党跟我们的共产党不一样。他就是一定要成为同类，他觉得才能沟通，否则游戏规则不一样，这个资本的混合究竟怎么样做，现在是异性的资本合作，还是同性的资本合作更容易、更好，这是现在未来的一个挑战，现在政府很主张混合经济，从大范围来看混合是一个未来趋势，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在我们当下的操作有很多具体的问题。

第三，企业家跟政治家的关系。在中国，最主要是领导，欧洲很多旅游的热门地方见了中国人叫法都会改变，一开始是China、发票，中国人要发票；后来说领导、发票，有领导的地方才能有发票，一般人要发票没有用。后来又发现书记发票，连老外都知道领导还分书记，所以我们最大的概念是领导。

一个企业家跟领导的关系各种各样，也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对每一个企业家都很重要，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说政商关系仍然是我们企业家能不能生存的重要底色。第二我们讲社会变迁来了之后，你的重大选择。我们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迁，

企业家的四种死法：

1、社会变革；

2、自然灾害，巨大地震，保险公司也不能赔钱，因为你没有买保险，或者大家都买保险，保险公司垮了，911以后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3、技术进步带来的替代，商业上的技术替代；

4、商业竞争，自己的东西卖不出去。

社会变革时期，特别容易出现大量的死亡现象，死亡的数量最大的还不是经济危机，是社会革命。所以当一个社会制度出现重大变化的时候，死掉的可能性最大。

中国非常有意思的是，一百年以来我们已经选择四次社会制度，还在进行中。清末到民国，选择了一次；民国之后乱了一阵，又选择了一次；最后确定蒋家王朝的体制，1949年到1978年算是一个社会制度的艰难探索，然后1978年到现在改革开放，我们又一次开始了新的发展道路，进入新时代。这个过程对于每个各企业来说，一个企业能贯穿这么多变革的，在这100年里，如果有四次社会变革，能赶上三次的都没有，能赶上两次的可能有，但是能活下来的，也仅是在一次变革中活下来，因为不可能每次都对。

所以，社会变革、制度变迁对我们的民营企业是巨大的挑战。

我们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办事方法，中国的企业家由于刚才讲到背景、底色，所以他们办事情的方法，长期来看，并不习惯于严格在法律规范下去做事，更多的像人情、关系、面子、送礼，所以在这种文化下，实际上和西方的成熟的企业家这套思维很不一样，包括谈判。我们在2002年的时候去纽约，跟美国人谈判，觉得他们很嚣张，不给面子。因为谈事情非常咄咄逼人，动不动把谁踢出去，我们都嘻嘻哈哈的，律师说你不要着急，文件到一人高的时候我们才能签。然后就每一个字每一条都写得很清楚，我可不习惯这个，虽然这个项目下个月就开建了，就在世贸中心最高的上面，拆迁掉的911大厦顶楼这个项目。

谈判的过程非常麻烦，发现文化冲突非常明显。结果他们就跟没事一样，按照中国人来说很不给面子，让你伤心，但最后他们什么事情都没有，下次见面又喝酒又聊天，他就要到他那个利益就行了，他从来就当个项目做，他从来没想跟你处朋友，没有面子不面子的问题。

可是，我们国内做生意就不是这样一个氛围，我们文化传统当中法律观念、商业观念，包括商业技巧、商业文明、商业逻辑，是随着在国外做生意越来越多，给老外投资的越来越多，我们这一代企业家（包括任正非、郑永刚）才慢慢基本上接受了这个事。

所以，我们跟政府签的合同有时候就几页文件，跟国内的伙伴签十几、二十页，跟老外得签上百页，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当中的底色有时候也会限制我们去做一些特别具有竞争性、规模特别大的生意，所以这也是我们的底色。

当然，最后我们还得要说，未来的发展，我们的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历史上的民营企业在这方面由于我们受助于刚才讲到的这些原因，我们的企业都是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和在有限的发展空间里生存，所以很少去做长期规划，比如说50年、100年的规划，因为制度给你的预期就很短，所以在这个短期里就形成教授说的套利性思维和套利型企业家，这样做的后果是既伤自己也伤别人，所以就很难有一个长期的科技方面的准备和长期竞争的积累。所以，我们的企业家还需要更加努力奋斗，那么我们怎样在这个底色上能够做出今天教授在30年前这个书里写得对我们这样的一个期许和要求，我觉得我们还要做更大的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够无愧于这个时代，也无愧于这个时代把我们叫做企业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