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守兼备：榕树家族企业的分裂式成长

来源：《家族企业》杂志

（微信公众号ID:jiazuqiyezazhi）

文： 郑宏泰 高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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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缠不清的矛盾和纷争反映了家族内部挥之不去的两股力量——离心力与向心力，就如硬币的两面，互相转化而且同时并存。因此，对于榕树般根深叶茂的家族企业来说，其中既有相互借鉴，有相互竞争，也有互补，这一点在罗鹰石家族掌控的十家上市公司的表现中一览无余。

不同“派系”的同与异

这些企业包括“鹰君系”的四家——鹰君集团、冠君产业信托、朗廷酒店投资和新福港建设；“世纪系”的四家——世纪城市、富豪酒店、富豪产业信托和百利保控股；以及“瑞安系”的瑞安建业和瑞安地产，从中就可以窥见如下多个问题：

（一）家族掌控：在十家上市公司中，家族均属最大单一股东，所以对公司拥有绝对掌控权，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公司的主席之职 (不少包括副主席)，均由家族中的领导者或接班人出任—除了市值只有4亿元左右，上市后表现欠佳的新福港，由非家族中人出任。不过可以想象，未来等新福港发展壮大、市场影响力增强之后，相信仍会由家族中人掌控。

（二）公司管治：一方面，家族成员在公司管治中居主导地位，除了主席之职外，还会担任执行董事或总经理，另一方面也可看到非家族的专业人士，以及一些策略性投资者的参与，例如富豪酒店的蔡志明，至于非家族的执行董事或非执行董事，例如李澄明、吴季楷和林万镰等，不但在董事会内占据不小比例，影响力也很大，可见虽然公司基本上由家族掌控，但非家族的管理层基本上也能够得到重用，一展所长，显示出提升公司管治的努力，值得肯定。

（三）业务范围：罗氏家族虽然早在泰国营商，到港后主要从事布匹染料贸易生意，但到罗鹰石自立门户，创立鹰君公司经营地产生意后，此产业就成为其核心，然后带动一众子女创立各种围绕这一产业的公司，主要是建筑或建筑材料供应等，然后又垂直整合，扩展到地产周边的生意，例如酒店及物业管理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更因中国内地房地产市场的突出发展，将焦点投向这个领域。另一方面，在进入新千禧世纪之后，由于以房地产信托基金方式上市集资成为潮浪，无论鹰君系或是世纪系，均向这个方向发展，而瑞安系相信不久亦会加入这个行列。由此来看整个家族的业务与投资有不少重叠，反映当中存在潜在竞争。当然，换个角度说，若家族中人能彼此合作，将部分业务重组合并，也可以释放出更多效益和潜力。

（四）企业发展状况：对于家族掌控的上市公司，坊间一般看法认为表现欠佳。事实上，从罗氏家族旗下的上市企业来看则没有这种问题，例如公司股票市盈率、股息或收益率，乃至每股盈利等并不差。举例说，在2016年2月18日香港股票市场十分低迷，恒生指数处于19000点的低位时刻，鹰君系旗舰鹰君集团的市盈率为4.47倍，“世纪系”的世纪城市为6.15倍，而“瑞安系”的瑞安地产则为6.71倍，其比率并不比香港股票市场上的总体股份贵，算是很不错的。就算是三者的每股盈利 (依次为4.71、0.07及0.28) 略有参差，其实亦居于整体市场的中等水平，并不算差。

另一方面，为了便于分析，如果我们集中看三系企业的代表性公司——即鹰君集团、世纪城市和瑞安建业——在资产净值、税前盈利和营业额三方面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表现时，也可明显发现其总体表现并不弱。

首先，在资产净值方面。鹰君集团作为家族主干企业，其资产净值最大；世纪城市的净资产值，一度与其不分上下，后来大幅滑落，进入新千禧世纪后，世纪城市的资产净值则大多与瑞安建业相若，最近数年才拉大与后者的距离。另一方面，从鹰君集团与世纪城市的资产净值起落变化中，亦可粗略看到房地产市场在香港主权回归前后的风高浪急。

其次，在税前盈利方面。三家公司的表现虽然各有千秋、波动不少，但仍以鹰君集团最为突出，世纪城市曾经出现多年巨大亏损，同样地，三家企业的盈利表现，其实亦反映了香港房地产市场曾经出现的盛衰循环，可见传统智慧所说的“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不无道理。

第三，在营业额方面。正因房地产市场在香港回归前后曾经出现了骤升急跌问题，罗氏家族三家代表性企业的营业额自然亦起落较大，其中的世纪城市升跌幅度尤其惊人，例如在1997财政年度时，营业额高达75.8亿港元，但到2005财政年度时，跌至只有1.1亿港元，跌幅近九成九。瑞安建业也是同样，在香港回归以后房地产业严重衰退期间，生意一落千丈，营业额由1998财政年度的59.9亿港元，大跌至2005财政年度的14亿港元，跌幅亦有七成七之巨。

综合而言，在粗略检视罗氏家族所直接掌控的十家上市公司的公司管治、企业发展、传承接班安排和业务范围，乃至回顾三系代表性公司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资产净值、税前盈利和营业额等变化后，我们既可看到罗氏家族整体表现不差的一面，亦可看到其吸纳非家族专业人才与策略性投资者为其所用的一面，同时更感受到业务范围重叠、彼此间存在竞争的情况，显示家族企业确实具有多面性。

罗氏家族在过去数十年间的发展，明显让人看到其不断成长和壮大过程中呈现的多项特质。如果这个家族的发展有如一棵树，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这棵树不断壮大之时，不但主干粗壮了，分枝亦成长了，然后分枝在不同时期具备了充分的条件时，便会选择自立门户，结果虽然是分薄主干家族的力量，却又生发了其他的相互影响—或者丰富了机会，或者分散了风险，因此，主干或分枝企业的子孙们，在接班或自行创业后，并非只有守业的一面，他们还能够做到攻守兼备。

传统文化的自珍与自省

《晏子春秋·杂下之十》有这样一段别具洞悉力的名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属于社会组织的家族和企业，受地理环境影响之余，更会受社会、历史、文化和传统等多重因素的牵引和左右，发展出不同的特质与模式，就不难理解了。

正如前几期文章提及，日本社会、历史和文化有其独特之处，其重视家名或家业延续，对理想子女数目的看法是“贵精不贵多”，家人关系则强调报恩而非孝道，加上继承上采取单子继承，择优而传，其他儿子无法承继祖或父的遗产等，明显与中国文化重视血脉，提倡多子多福，重视孝道，并且采取诸子均分继承的择血脉而传等有重大不同。

血脉并非是日本文化最重视的，因此日本企业会出现“外壳非常坚硬，内容却空空的，没有血缘内涵”的现象。

因此，日本的家族企业发展出如竹树般的一节一节纵向的往上成长，高度集中，没有分枝，尤其专注一事一业，加上万世一系的政治环境，自然更能一直传承下去，经历数百年，甚至过千年而不断。但是，在中国社会和文化观念里，这种传承则水土不服，尤其是不重视血脉延续这一点，会被认为是打断了祖宗和后代的延续链条，所以必然难以接受。说得更浅白一点，如果企业不是由家族掌控的，哪怕企业有多大、传承多长久，在中国文化或中国人看来，不但觉得没有意义，亦被认为是有逆常理的。相反，尽管企业规模不大，传承不长，但只要有家族掌舵，亦觉得没有怨愤，理所当然。

与竹型的日本家族企业相比，中国家族企业更像榕树。榕树生命力强，枝叶繁茂，恰似中国文化强调的多子多孙；大小树枝上生满气根，似是采用诸子均分制度下各房寻求自立门户的精神；气根接触地面土壤，即能发展成树干，称为支柱干，这就如子女已长大成人，当条件许可时另起炉灶；新生出来的支柱干，既会与主树干在某些层面上竞争，亦会互相配合，就如家族企业各房之间的明争暗斗或互相扶持；而无论主干和支干，生长时较为随意，所以会让人觉得纠缠复杂，就如家族企业的业务往往十分多元化，甚至出现业务重叠的现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榕树的生长不只是纵向的一面，同时亦有横向成长的另一面，所以在气候土壤等条件许可下，一棵榕树可发展成一片树林。正因如此，在历史、社会和政经等条件许可下，中国的家族企业，其实可以发展成规模恢弘、业务多元的庞大商业集团。

开枝散叶、枝繁叶茂是中国人的家族理想。

透过对罗鹰石家族发展历程的梳理，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这个家族在香港发迹的日子只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的罗鹰石在分家后，凭着有限的一些资本，开始了属于自己的一番生意，其事业随后虽然出现家族矛盾和分裂，例如罗旭瑞当年联同外人与父亲争夺富豪酒店和百利保，让人觉得力量被削弱，甚至引发内部争夺和内耗，但家族成员之间其实亦有彼此扶持合作的一面，例如早年罗鹰石扶助各子女创立建筑公司，又例如“鹰君系”与“瑞安系”在上海合作投资等。因此罗氏家族发展出多元业务，令实力不断壮大，人脉及社经影响力无孔不入，并一时无两地掌控了十家上市公司。

因此，我们可以说罗鹰石凭个人勤劳拼搏、头脑灵活等因素，促使了事业和生意的节节上扬，但同时又必须注意，令家族不断壮大，甚至是多元发展得更强大的有生力量，其实是他的一众子孙。这便带出了太太杜莉君为他诞下六子三女的重要性。至于促使夫妇在那个年代决定生育众多子女的决定性因素，显然又与中国文化所强调的多子多福观念和思想有关。即是说，中国的传统和文化基因，影响了中国家族企业的成长，令其发展出不同特色。正因如此，我们在检讨中国家族企业得失，甚至思考其发展特质时，必须认真看待其文化及社会独特因素，以免弄出东施效颦的笑话来。在学习别人长处之时，亦应强化本身优势，而非全盘否定本身文化存在的正面价值和特质，做出如西方谚语所言的有失偏颇之举：“将婴儿连洗澡水一同倒掉。”

（本文详见于《家族企业》杂志6月号，版权归《家族企业》杂志所有。授权转载及合作请与微信后台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