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寻求多态平衡 纵深推动改革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我国经济仍要应对来自多方的压力，任务繁重。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厘清形势，谋定而后动，对于我们完成既定目标、实现经济稳中提质来说十分关键。如何看待眼前的形势？当下语境中的“全局观”是什么？稳增长如何发力？怎样把握好逆周期调节力度？改革应如何深化、向何处去？就上述问题，《金融时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明。

《金融时报》记者：如何看待2020年的经济增长形势？稳增长的主要发力点应当是什么？

张明：2020年是我国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决胜之年，我国经济仍需应对多方面压力，表现为外部环境仍然错综复杂，国内经济增速存在回落压力，金融风险逐渐显性化，经济结构仍需持续优化。幸运的是，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我国政府都有较为充足的工具和空间进行对冲，2020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相对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无忧。从中期来看，经济放缓已成定局，金融风险逐渐显露，地方债问题最为棘手，如何应对，至关重要。未来，我国经济仍将在稳增长、控风险、促改革之间寻求艰难的平衡。

稳增长的主要发力点仍是投资，尤其是制造业投资与基建投资。在制造业投资方面，应该进一步落实减税降费，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应该着力通过政府发债来实现“补短板”，包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如下领域：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通信网络建设（5G）；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市政管网、城市停车场与冷链物流；农村基础设施。

《金融时报》记者：应如何科学稳健地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怎样平衡好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和促改革的关系？

张明：在综合考虑稳增长、调结构、控风险这三大政策逻辑之后，2020年，政府仍将实施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但政策力度与政策重点均在审慎考虑的范围内，而且可能随着经济增速、风险暴露的演进而动态调整。

如何在稳增长、调结构、控风险之间取得平衡，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在这种背景下，去年底国内发生了是否应该“保6”的争论。对此，我认为，第一，我们不应该把宏观经济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相互混淆。稳增长是短期（经济波动）分析的范畴，而调结构与控风险是长期（经济增长）分析的范畴，两者的分析框架不一样，而国内很多参与讨论的学者把分析框架混淆了。第二，稳增长是否一定与调结构、控风险相互背离？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稳增长未必就是“大水漫灌”。对于我国而言，如果增长率不能稳住，是否会增加系统性风险？例如，我们衡量宏观杠杆率，既要看分子（债务），也要看分母（增长）。如果分母萎缩得过快，是否会导致杠杆率进一步快速上升？第三，稳增长的确可以与调结构统一起来。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强调“补短板”，而非像过去那样强调“三去”，这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思路，明显更加具有把稳增长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的政策意向。

《金融时报》记者：财政政策将如何发力？

张明：在财政政策方面，2019年的财政政策呈现出聚焦于大规模减税降费、财政支出明显前置的特点，以至于2019年下半年地方财政资源紧张，从而不得不提前使用2020年地方债额度。2020年，财政政策的宽松力度将会进一步扩大：一是公共预算赤字率将由2019年的2.8%上升一点；二是专项债发行规模可能在2019年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且会要求地方政府将大部分专项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三是调低部分基建项目的资本金比例，以吸引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的参与；四是加大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置换处理力度。

《金融时报》记者：什么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系统论”和“全局观念”？

张明：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出现了如下提法——在工作中，我们形成一些重要认识：一是必须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二是必须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加强全局观念，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三是必须善于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四是必须强化风险意识，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这四个“必须”的提法值得高度重视。第一个必须，言外之意是宏观调控依然要避免“大水漫灌”，市场不要对财政货币信贷政策的过度放松抱有期待；第二个必须指的是政府仍然会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与防风险之间进行艰难地平衡。在上述目标彼此之间存在冲突的时候，相关决策将会变得格外审慎；第三个必须强调的是在潜在增长率下行过程中，加速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第四个必须虽然放得靠后一点，但依然说明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目标没有改变。

《金融时报》记者：今后一段时间，您认为亟须深化改革和调整结构的领域有哪些？该如何做？

张明：第一，应该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目前国有企业混改过程中出现了国企混国企、国企混民企的现象与趋势，但国有企业混改的初衷是让民营企业能够对国有企业实现参股甚至部分控股。第二，应该加快国内若干服务业对民间资本的开放，例如教育、医疗、养老、电信等行业。第三，应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快推进农地流转，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化。第四，妥善处理好地方债务风险这一重点金融风险，实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商业银行、投资主体的风险分担，并从一开始就注意防范道德风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央政府提前主动采取行动，最终的总体成本可能能够更好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第五，在加快国内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开放过程中，要注意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机制，防范潜在金融风险，例如外国资本大进大出、外国投资者操纵金融市场等潜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