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场所，如何应对突发疫情风险？

后“疫情”期间，在银行、信用社或者一些线下的金融服务场所，发生意外事件，可能承担刑事、行政和民事责任。我们从重到轻进行分析。

首先，就刑事责任而言，行长、营业厅经理等主要责任人将可能“身陷囹圄”，同时，相关营业厅，即“某支行”作为刑法上的“单位”，将面临高额罚金。处罚的法律依据是《刑法》第三百三十条规定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依据规定，符合下列两方面的要件，即可构成本罪：

第一，从事了违法行为。在银行等机构提供的公共服务中，主要有两方面：

（1）准许或者纵容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从事禁止从事的工作；

（2）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

第二，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

本次“疫情”属于按照甲类传染病防治措施进行防治的传染病；虽然能否认定为“甲类传染病”存在不同的声音，但一旦构成，直接责任人应负刑事责任；单位则将被判处罚金刑。

其次，就行政责任而言，非法复工的金融机构的行长、经理和实际复工的营业员将可能被警告甚至拘留处罚；复工的单位也将可能被罚款、责令停产停业，甚至暂扣、吊销营业执照。处罚的法律依据是，《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六十四条和第六十六条。依据以上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应当进行处罚：

（1）未按规定采取预防措施，导致发生严重突发事件的；

（2）未及时消除已发现的可能引发突发事件的隐患，导致发生严重突发事件的；

（3）未做好应急设备、设施日常维护、检测工作，导致发生严重突发事件或者突发事件危害扩大的；

（4）突发事件发生后，不及时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工作，造成严重后果的。

银行等金融服务机构虽然有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其开始、停止提供服务仍然必须遵守法律规定和行政命令。银行或者行长等单位、个人“不服从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发布的决定、命令”，或者“不配合其依法采取的措施”，还可能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行为；承担其他行政责任。

最后，银行、行长等单位和个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是：《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依据本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也就是说，银行营业厅等场所，是侵权法法定的“公共场所”；如果经营相关金融服务，而不凑巧出现了人员感染、或者其他损害，只要是由于场所的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那么场所经营者就应当在其有过错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根据上述对责任承担的规定的要件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单位、个人承担责任，主要理由是没有履行法定的义务。法律上说的义务，是指为了满足他人的权利，而应当作出的一定作为或不作为的法律负担。义务不履行的结果是产生责任，上述责任正是由此产生的。那么，上述可能承担的责任，背后是由什么样的义务决定的呢？

银行等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有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一般的法理。而由于不同的法律有不同的调整对象和立法目的，“安全保障义务”在不同的法律规定中也有不同的内容，期待行为人履行不同的作为或不作为。

刑法理论和审判实践中，有这样一个共识：行为人负有某种作为义务，且在能够履行义务的情况下不履行该义务，可能构成犯罪。这种义务不履行的犯罪，被称为“不作为犯罪”。如第261条“遗弃罪”、第416条“不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等，都在条文中直接规定了明确的作为的义务。

《刑法》第330条也明文规定了行为人的作为义务，即：

（1）在应当作为地进行管理、禁止、限制的情况下，对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从事禁止的工作“准许或纵容”的不作为；

（2）在应当配合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情况下，“拒不配合”地不作为。

本条设定的义务，目的在于保障社会管理秩序；不作为的后果是破坏防疫相关的社会管理秩序。因此，只要积极作为，对感染疾病的营业员等人员从事柜台等禁止的工作进行“管理、禁止、限制”，对相关部门的措施进行积极“配合”，就不违反相关义务，不存在扰乱社会秩序之虞，也就能够有效避免相关刑罚的处罚。

行政法规定的义务，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强调对防疫相关的社会秩序保护的法律义务，也就是《突发事件应对法》第64条规定的义务；其保护客体和相关目的与刑法第330条类似；都侧重对相关社会秩序的不维护，和对相关管理措施的不配合。

准用上述刑法上保障义务的思路，只要按照规定采取预防措施，及时消除已发现的可能引发突发事件的隐患，做好应急设备、设施日常维护、检测工作；建立应急计划，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及时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工作；这样，就能避免对法律保护的社会秩序的侵害，履行了相关保障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侵害后果就不可归责于场所的经营、管理者。依法及时履行义务，就能够避免责任承担。

而另外一方面的作为义务的重点则不在于秩序维持，而在于个人（消费者）的保护；类似于民法上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我们与民法上的义务共同讨论。

就民法上的安全保障义务而言，其目的在于保护法律关系的相对人，和相关第三人的安全。比如在银行进行正常的金融服务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人员流动、人群聚集等特定危险的持续。而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在面向消费者提供服务时，管理者就有义务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必要的、可期待的防范措施，保护相对人、期待参与的在场者和善意地进入危险之中的第三人，使他们免于场所中出现的危险。

根据这一保护目的，民法上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人的范围就非常广泛，不仅包括了服务场所的所有者、管理者、承包经营者等；还包括对场所具有事实上控制力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而作为安全保证的对象也较为广泛，不仅包括消费者，还包括潜在的消费者和在该服务场所的任何人。比如在银行场景下，行长、经理、业务经理、安保部门负责人、柜员等，都是上述保障义务的承担者。而储户、业务咨询者、单纯进入银行的第三人则都是保障义务保护的对象。

民事场景下，违反义务的方式又可以分为三种：

（1）义务主体纯粹的不作为，未能保证安全的消费环境，致使消费者受到损害；

（2）义务主体提供的服务本身存在危险，导致客户因此受损；

（3）义务主体没有注意到危险，未尽到善意第三人对不法侵害进行防范和及时排除的勤勉注意义务，致使损害出现。

比如在银行营业厅的场景中，开启中央空调致使客户感染、因业务员染病导致客户感染、没有限制感染者进入银行导致排队时发生感染；就分别对应了上述三种违反义务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