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与基金业的20年

    一位重要人物，可能要告别基金行业了。

    多方消息显示，掌舵基金业协会多年的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即将去职。

    从早年基金黑幕中的挺身而出，到证监会基金部时期主导的种种制度建设，再到基金业协会对私募行业建立的自律监管框架，洪磊的个人影响力贯穿着基金行业从成立到发展至今的始终。

    即将转任期货业协会的这一去向，不但是5年多基金业协会会长职位的到站，更有可能是洪磊与基金业不解的20多年缘分终途。

    1·“黑幕”中挺身

    洪磊对于基金行业重大影响的起点，脱胎于世纪之交的“基金黑幕”。

    那是对许多行业年轻人来说已经被忘却的一段历史。

    在充斥着坐庄、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的基金业诞生之初，作为嘉实的首任总经理，洪磊治下的嘉实基金选择了与行业普遍做法截然相反的道路。

    旗舰产品“嘉实泰和”手握在当时不可小觑的20亿规模，却坚持与行业内初期一众集中持股、频繁换手、交易费用高昂的公募产品划清界限。

    1999年的数据中，嘉实泰和仓位最重的股票比例只有5.2%，持有市值前十名的股票变动调整微乎其微，而平均持股时间更是达到了一年以上，这个换手频率放在今天恐怕也远在行业平均水平之上。

    “慈祥鲨鱼”、“绿色环保基金”，一度成为行业对洪磊任上嘉实基金的比喻。

    然而，在公募机构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远未成型的20世纪末，洪磊坚持行业原则的做法与行业最赚钱的套路背道而驰，在1999年疯狂的“5·19”行情中，嘉实受累于其所坚持的原则，导致业绩回报大幅落后行业平均水平。

    这个结果，惹恼了当时只管赚钱却从不在乎方法论的股东们。

    于是，一则罢免洪磊总经理职务的提议，摆在了2000年嘉实股东会的讨论桌上，而问责焦点正是洪磊所坚守但在当时市场环境中并不奏效的投资风格。

    看似是维护嘉实经济利益的背后，实际上有着董事们的小算盘。

    一份股东会录音显示，中诚信托派出的嘉实董事王少华要求嘉实以20元的价位接盘当时的当年的著名庄股亿安科技，这种抽屉协议式指令显然不能被洪磊所接受。

    董事会和管理层间的理念冲突一触即发并变得无法调和。

    同年6月，洪磊向证监会提请审查王少华的股东资格，而在冲突的公开化之下，嘉实董事会却不得不在2个月后免去洪磊的总经理职务。

    洪磊与彼时行业传统理念的对峙，实际上代表着公募行业投研运作应当坚守长期价值投资还是可以利用重仓短炒来获得超额利润的两种路线选择之争。

    然而，对当时基金业普遍做法的质疑却被更大范围的点燃。

    先是人大常委副委员长成思危、社科院课题组对公募行业当时盛行的违规风气的公开批评。

    随后《财经》杂志发表《基金黑幕》一文，则直接将行业内部见不得光的种种猫腻推上风口浪尖。

    作为掀起这场大讨论的主角，洪磊成了“公敌”，一些从业者更是将其形容为“基金业叛徒”。

    有保守者甚至评价称，洪磊彼时的一系列批判差点毁掉刚刚诞生不久的基金行业。

    峰回路转的是，洪磊面对行业潜规则的拔剑最终吸引了上峰关注，并被提名为证监会基金部副主任，而洪磊也自此开启了自己的监管从业生涯。

    在那个未经考证的传闻中，朱镕基总理曾评价称，“你们不让他发财，我让他当官！”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洪磊们所坚守的理念是负责任且目光更加长远的。

    外资不断潮涌入金的今天，长期价值的理念正在让高换手率策略在高昂的交易成本面前变得失效；而当前兴证全球、东方红等长期业绩优秀管理人在市场中的备受追捧，更是价值投资胜利的脚注。

    2·披荆的监管路

    在洪磊履职基金部时期，监管者开启了对一众基金违规乱象的清算。

    先是时任的华安基金总经理韩方河因受贿和操纵股价锒铛入狱，随后南方基金王黎敏、上投摩根唐建等老鼠仓案件也被不断揪出。

    或许出于稳定市场等考虑，最终得到惩处的黑幕可能远远少于业内的真实存在，但在有限制度空间内，洪磊仍然在任上尽其所能的推动着基金业的向前发展。

    来自基金行业的洪磊深知基金公司怕什么，深知基金行业需要什么，也更加深知行业净化不可依赖运动式执法，需要更多是的制度建设。

    洪磊任上的基金部发布了诸多有关基金信披的法规细则，完善了如今的基金信披制度，帮助公募坐稳了国内规范程度、透明最高的金融行业之地位。

    洪磊同样善于运用科技手段来完善行业基础设施、化解监管难题。

    例如其在08年力推基金电子化信披建设，在新股发行还被众多实体申报材料所包围并间接养肥荣大印务的年代里，基金行业就已经提早迈入电子化报送展示的新纪元，这更为后来公募产品的大扩容奠定了基础。

    为了促进行业繁荣与创新，洪磊还推动了基金销售和支付牌照的大松绑。

    在各类金融牌照难求的年代中，允许民营资本以出资成立等方式参与基金销售及支付业务，回头来看对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明显的一个案例，无疑是2012年获得了基金支付牌照的支付宝，在次年就和天弘基金联合推出的余额宝，撼动行业格局，助推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进程，从更宏观的维度审视，这些举措甚至间接的加速了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

    伴随着基金部的合并，2014年，洪磊离开证监会转战基金业协会，但其仍然在行业监管和制度建设的道路上不断奔波。

    刚刚上任协会的洪磊就面对许多更加艰巨的挑战。

    一方面，券商、公募、期货公司的资管业务迎来了投资范围、产品种类创新上的大爆发，而这些产品的备案登记和自律管理将由协会统一负责；

    另一方面，新《基金法》明确私募交由证监会负责后，私募基金也被纳入了基金业协会的自律监管范围。

    洪磊再次祭出了在基金部时期重视科技监管与信披制度的打法。

    在泛资管时代早期，如何跨越银保证不同部门下的持牌资管业务，一度成为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早在资管新规尚未落地前，基金业协会就搭建了大而全的Ambers系统（资产管理业务综合报送平台），实现了券商资管、基金专户、期货资管乃至私募基金的数据上报和监测集中统一管理。

    洪磊主导搭建的Ambers系统不但实现了证监会旗下不同资管业务在数据监测层面的统一，其披露的月季年报和数据分析，也几乎是全行业中最全面最及时和最透明的，无论是用于宏观上社融盘点还是中微观的行业风险监控，都其他几类理财市场所望尘莫及的。

    在行业治理上，洪磊一直在强调要回归投资主业，他即是这样表态，也是如此践行的——当落地的资管新规还允许留出35%的非标额度时，中基协就已经在投资约束上明确限制了私募产品的借贷类业务。

    基于在基金业协会奠定的私募自律监管框架，洪磊还创造性的提出了私募机构在登记备案、基金募集、投资运作环节的“三重博弈”概念。

    在许多不理解市场运行机制的小白看来，这或许是领导自娱自乐的官话，但实际上这正是充分体现经济学自治思维的一种市场化理念，与成熟资本市场放开做空机制解决市场蛀虫的思路如出一辙。

    和许多行业“交会费让你来管我”不一样，身为会长的洪磊也更愿意为基金行业的长期发展所奔走。

    洪磊治下的基金业协会引入多家优质外资私募入华化身为资本市场的鲶鱼，并积极推动ESG评价体系在境内市场的落地；同时，洪磊还频繁为公募参与商业养老金管理，资管增值税税惠所沟通和呼吁。

    作为一个会管机构的负责人，洪磊从不吝啬在公开场合表达和分享自己对基金行业的思考和认识，在每一次行业峰会论坛上，洪磊总是能在讲话中传递干货，消弭市场机构对监管意图的信息不对称。

    在他的发声中，无论转变基金销售导向引导渠道机构化身投顾承担受托责任，还是“大类资产配置到专业投资工具到基础资产”三层资管架构，观念上都可谓十分超前。

    与市场印象中会管系统官员的沉稳低调相比，敢于亮明观点的洪磊完全是一股清流，他更像一个真正的“会长”，而不只是一个正厅级干部。

    3·艰辛冷暖

    曾经付出了种种努力后，洪磊如今在基金业协会的离任，仍然让不少行业人士感慨。

    对于洪磊离任原因的猜测，业内更多指向了其任职期间仍然无法避免的私募风险乱象问题。毕竟无论是400亿的阜兴系大案，还是频繁利用私募作为募资工具的先锋系，都让高层倍感震怒。

    这也并不让人意外，2019年8月，基金业协会发布的一份发万字长文，总结直陈私募监管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时犹如认错书一般，或许已经预示了洪磊即将离场的先声。

    可是，私募基金是个争议颇多的领域，并充满了戏剧性矛盾，对其中监管松弛的拿捏也是一件极其危险的技艺。

    这是因为，本着《基金法》确定的监管模式和简政放权原则，监管机构需要对作为非持牌行业的私募机构采取自律监管；但当行业风险爆发成局部金融风险时，对口负责的部门在关键时刻又要其买单。

    这就造成了基金业协会的两头不是人。

    可是管严了，行业机构不满意，君不见多少PE拿着中基协抬高早期资本形成代价的理由去告状；而管松了，又极其容易带来不可预知的行业风险。

    这显然会带来一个尴尬的局面。

    一方面，基金业协会通过法律意见书等要求不断提高准入标准，确实会让一些中小机构在程序上承受了繁琐与折磨；但另一方面，坚守的自律监管路线，仍然让大批伪私募趁机浑水摸鱼，更倒逼协会不得不数次修改登记备案须知来亡羊补牢。

    更加不幸的是，私募基金启动备案制管理时，又恰逢一行两会对影子银行实施密集封堵，在大量融资需求将私募视为救命稻草下，一场行业混乱在所难免。

    甚至更有不少打着私募羊头乱搞集资之活动根本没有经过备案程序，或者有些只是做了管理人登记裸发产品，此种乱象已绝非一个行业协会能够扫除，最终只能在东窗事发后由经侦来现场收尸。

    种种困境下，洪磊和基金业协会成为众矢之的已然是一种宿命。

    这种背景下，基金业协会会长这个职位即便交出去，愿意坐上来的者也寥寥无几。

    一位接近监管者的机构人士曾透露，“监管一直有意对洪磊的位置进行调整，但无奈无人愿意接手私募这个烫手山芋，不少人都害怕再出事，要承担责任。”

    何况在积极投身行业改革和制度建设征途中，洪磊对潜在利益方的触动，也为自己树立了更多的敌人。

    这其中，或许有背景极深可轻易上达天听的私募资本，或许有仍在争夺权力、赋税利益的其他仙神，或许还有在打破刚性兑付下仍然苛求监管部门为其亏损买单的投资人群。

    洪磊的在任与下课，既有单肩挑大梁的敢于以专业态度面对复杂金融环境之下心有余而力不足，也是专业主义的守夜人与中国式监管长期磨合但终究难以融合的必然结果。

    回顾过往，洪磊在基金行业留下的长长脚印，仍然是一条在黑暗中坚守光明，在危乱中挑起重任，在凌乱中主持专业，在风险前担负责任的艰辛旅程。

    人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过去的20多年里，能够拥有洪磊的基金行业是幸运。

    面对眼下的离任，也许洪磊还有太多态度想完成的事情没能完成，无论是去年其期许的非标资产确权登记场所，或是刚刚登场响应者寥寥的大类资产配置私募业务。

    诸多未竟事，接任者就算可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但是能否在制度建设上与时俱进，能否为行业利益勇敢发声，能否孤身不惧的冲破食利集团的梗阻，对于市场来说都是未知数。

    种种以上，不妨碍人们对这位深耕影响基金行业20载的关键人物敬重的道一声别。

    “别了，洪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