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老矣，尚能饭否？

　　一顿羊肉火锅，一部坏孩子逆袭史。

　　从中信成立至今，有过风，有过雨，四十余年不惑之龄，信托老矣？尚能饭否？

　　01、归来：“五老火锅宴”

　　1979年1月，料峭的冬寒尚在继续。邓公邀请了5位工商代表在人民大会堂涮羊肉火锅。

　　当时63岁、一头华发的荣毅仁就是其中一位。

　　邓公亲切地称五人为“老同志”，号召他们继续搞企业，称“经济建设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希望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并历史性提出要摘掉工商界资本家的帽子。

　　原本还心有余悸的5位巨擘如释重负，工商业者一时间仿佛焕发了第二春。

　　9个月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

　　三顾茅庐而出山，荣毅仁应邓公之邀，担任掌门人。销声匿迹许久，几经60余年的起伏后，信托终于在我国重新出现。

　　其实早在民国历时期，信托学说就已经随着西风东渐飘入了我国。从1919年聚兴诚上海分行成立信托部开始，各类信托机构纷纷出现，可绝大数的它们都志在投机而非信托。

　　偏离了主业，财产管理业务的比例很小，主要充当信用中介融通社会资金，当时的信托与商业银行的差别并不大。随即，1921年“信交风潮”大起大落，凋败之气很快弥漫开来。

　　等到战时，近代信托被注入一剂肾上腺素。

　　可对于法律制度真空、业务偏离本意的信托来说，那不过是最后的回光返照。

　　战后社会主义改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畸形繁荣的近代信托还是走到了尽头。

　　原有信托业务消失，各类信托机构形成虚设，直到“五老火锅宴”出现在历史长河里。

　　1979年10月，走过了繁荣也淌过了沉寂。

　　从荣毅仁这一步开始，中国信托业正式归来，开始了接下来40余年的风雨兼程。

　　02、探路：摸着石头过河下的野蛮生长

　　重操旧业的荣毅仁被人们侃作“荣老板”。

　　他接过了邓公手中“从国外吸收资金、引进先进技术、投入国家建设”的探路重任。可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捉襟见肘的窘迫态势。

　　当时的中国，1977年外汇储备为9.52亿美元，1978年剩1.67亿美元。而《人民日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刊文更折射出国内对债务问题的忌讳。

　　1980年，江苏仪征化纤工厂资金不足。

　　眼看一个利国利民的项目即将流产，荣毅仁只好冒着“资本主义”的风险，提出向国外发行债券启动项目。最终，中信在日本发行了100亿私募债券，几十家日本机构踊跃认购。

　　这次“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借钱”的融资创举被称为“仪征模式”。

　　一边利用外资在国内发展实业，一边利用外资在海外投资，再加上8.7%的债券利率高于政府贷款，这些被视为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做法给当时的中信带来了极大的舆论压力。

　　好在三年后，仪征建成投产，债券如期偿还。

　　成功为工业化建设引入了大量资金，中信也在那时成为了信托业的一面旗帜，被邓公指认为“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

　　与此同时的80年代，在荣毅仁的顺利探路中，政府开始“放权让利”。

　　中国大陆出现了一股“信托热”。为了充分利用各种渠道的多余闲置资金，弥补银行信贷的不足，各家银行、各部委和各地政府纷纷成立信托投资公司。

　　也是在1980年，当时的中国第二大信托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

　　这个后来因严重资不抵债在世纪之交成为“中国破产第一案”的广国信，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可谓风头尽出，被指定为广东对外发债借债的“窗口”，堪比经济特区里的“公司特区”。

　　凭借着金字令牌，广国信在海外广泛筹资，资金累计达到了50亿美元。“北有中信，南有广国信”，一度被传为80年代的佳话。

　　短短几年，信托行业快速膨胀。

　　到了1982年6月，仅银行下辖的信托投资公司或部门，就多达620个。

　　在那段野蛮生长的年代，信托把中国经济滋养得苗肥果壮。

　　资产迅速扩张，媒体点评当时的市场，“信托公司是中国的化肥厂，氮肥是美元，磷肥是港币，钾肥是日元，农家肥就是人民币。”

　　03、转折：烈马脱缰经历六次整顿

　　可80年代的信托，虽然被冠以“信托”之名，但却仍然不是“信而托之、代人理财”的信托。

　　在改革开放的试验田里疯狂扩张，它实际开展的还是所谓“信托贷款”业务，资金来源是负债资金，与银行贷款业务并无太大区别。信托的本源业务，依旧难觅踪迹。

　　它如一匹脱缰的烈马，狂奔在时代的原野里。

　　1982年，在这种无序的矛盾冲击中，信托史上的六次整顿拉开了序幕。

　　1982年，第一次整顿；

　　1985年，第二次整顿；

　　1988年，第三次整顿；

　　1993年，第四次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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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次的整顿，重心都落在了业务清理上。

　　被国务院一个个点名，地方政府曾经的权力被收回，除国务院批准的信托公司外，各地区部门都不得再办理信托投资业务，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履行央行职能。

　　可前两次整顿，还是没抵住信托业的洪荒之力。1988年，全国信托机构数量达上千家。

　　在经济过热下，资金需求过大，信托业再次过于迅速膨胀。而与此同时，监管的脚步实在跟不上，有限的资金被分散，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国民经济之路再受负面影响。

　　同一年，国务院决定进行第三次清理。

　　也是在这两次整顿期间，追着这波行业扩张的势头，后来的巨头之一，中融信托的前身——哈尔滨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1987年低调地出现在了市场上。

　　第三次整顿的效果，相比前两次要明显得多，机构数量渐减。

　　可事实证明，那时的信托比想象中更脆弱。

　　在1992年邓公南巡过后，伴随着“三热”（开发区、房地产、集资）兴起，一些银行机构与信托违规联手，通过拆借、贷款等方式获取资金用作“炒房”，不良之风又肆起。

　　遂，见招拆招，第四次整顿开启，火力集中到了银、信、证分离上。这一次整改之后，四大国有银行与信托脱钩，一些公司业务开始发生改变。

　　足足四次整顿，刚结束80年代的烈马脱缰，又陷入90年代的兵荒马乱。信托这个“坏孩子”，似乎注定了它的前半生不会风平浪静。

　　同样是90年代，在任14年后，兀兀穷年的荣毅仁于1993年卸任中信董事长。

　　一朝事了拂衣去，彼时的中信，仍然稳坐中国第一大信托公司之位。可曾经“北有中信，南有广国信”佳话中的另一位，结局却截然不同。

　　1999年1月，世纪之交，广国信向法院递交了破产申请书。

　　曾经的中国第二大信托公司，没有逃开金融界“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魔咒。在官方令牌下，广国信疯狂扩张，境外债权人达130多家，旗下子公司也数量惊人。

　　与之俱来的，是逐渐迷失了方向的经营行为。

　　以债养债，高息揽存，账外经营，乱拆乱投，干部中饱私囊，高层领导不知旗下子公司，员工跑美国生3个孩子纸尿布走公司报销，钱欲与奢靡充斥着广国信的办公大楼……

　　压死它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97-1998年过境的亚洲金融危机。

　　漫无节制的500多家债务人，不严格审查债务人资信偿债能力下，向省内债务人发放贷款近130亿元。危机一爆发，高信用风险与流动风险下，等待着广国信的是支付困境。

　　最终，总资产214.71亿元，总负债361.45亿元，资不抵债146.94亿元，负债率高达168%。这一可怕的巨大债务黑洞令广东执政者无比棘手。无奈，他们只好忍痛割肉。

　　同是“窗口公司”，一个仍为行业龙头，一个沦为了“世纪大案”。

　　初时波澜壮阔，命运却世事无常。广国信就像一卷陈旧的胶卷，监管混乱的背后，浓缩着中国金融体制的是非对错。

　　而伴随着广国信的落幕，史上最严厉、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整顿也开始了。

　　1999年3月，国务院第五次整顿吹响了号角。这一次整顿足足持续了2年左右，如狂风过境横扫整个信托业。

　　良莠不齐的市场被清洗，不符合要求的信托公司被摘去牌照，又一番银信证分业大洗局。

　　信托不再经营证券经纪业务和股票承销业务，央行也停止了银行向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拆借，从资金来源上限制了信托投资机构扩大贷款规模的能力。

　　此后，信托公司被重新定位，数量也从最高峰时的1000多家骤减至68家幸存者。多少曾经叱咤风云的信托公司，最终还是被时代湮没，数不尽风流人物，俱往矣。

　　04、重生：在规范中成长

　　2005年，89岁的荣毅仁辞世。一个属于他的时代过去，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刚进入千禧年的信托，在2001年迎来了一件大事——《信托法》正式通过。

　　随后，又是另外“两规”的出台。

　　长期以来功能错位、主业不明的痼疾，被“一法两规”赤条条地揭开。按照规定，信托被确定为可以经营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和其他财产信托四大类主营业务。

　　现代信托业的本源业务，其核心基础是信托法律制度。而如今，法律空白终于被填充。

　　在“一法两规”和银监会、信托业协会的成立中，这些都有了一个统一、官方的声音。一直以来没有“户口”的信托，不再是有名无实的野孩子，信托制度正式扎根。

　　法律一片清明，山河海阔，春光大好。

　　《信托法》出台后的第2年，国内首个集合信托计划，上海外环隧道项目，成为了信托业的“立春”之证。这个计划出自另一家与中信同辈、红色背景加身的老字号——爱建信托。

　　外环隧道项目改变了原有一对一的信托业务。

　　信托公司可以接受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人的委托，集合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资金。个人投资者第一次发现，原来购买信托产品，也可以参与投资重大工程，并分享投资收益。

　　5.5亿元的资金计划，只用了一个星期就认购一空。捆扎一万元的扎钞纸堆成了小山，把银行收银员的脚都给埋没了。

　　紧随其后，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推出了国内第一个房地产资金信托——新上海国际大厦项目资金信托，又是络绎不绝的认购人士。

　　各城市纷纷前来爱建、上海信托“取经”。这不仅火了上海，也火了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众人见识了信托“有多少想象，就有多大应用空间”的魅力，个人投资渠道拓宽，信托以一种“理财”的新概念开始被市场接受。

　　到2003年9月，中国50多家信托公司有1/3的业务都与房地产业有关。

　　而除了房地产这一舞台，股权、工矿企业、金融、基础设施以及教育等等，也逐渐被纳入集合资金品种之中。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成为了信托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

　　2004年底，约有60只集合资金信托产品通过信托公司网站公布了到期清算报告。而几乎所有信托产品，均达到了预期收益水平，年平均收益率达到4.304%。

　　也许是刚迈过世纪大门，光景明媚。也是在2002年，行业内的“另类”巨头——中融，由中植集团联合出资重组。

　　1987年的哈尔滨国际信托前身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中植系”下的中融信托。此后，中融如利刃出鞘，堪称一匹不折不扣的黑马，野性又充满力量，很快冲到了前头。

　　第6次大整顿，便开始于这片过热的河山大好中。

　　2007年，这一年，被称为“中国财富管理元年”。

　　68强角逐，又是一番血流漂杵。是非成败转头空，有人为王、有人落败，历史轮回反复。

　　当然，那一批老字号玩家还在，尤其是荣毅仁一手开创的中信，依旧是行业里的龙头老大。

　　经此一役，“新两规”出台。信托摘掉了“投资”的帽子，“信托投资公司”改为“信托公司”。

　　两字之差，所代表的意义远远不止两字。

　　这一变化的潜台词，是监管部门正在强化信托主业的地位，把它从过去“广而不专”、“博而不精”的金融百货公司，向一个专业化的资产管理机构转型。

　　在“旧两规”时期，信托公司往往是综合业务模式，多元化投融资方向、多领域展业、多市场涉足、多手段组合，固有业务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但“新两规”直接压缩固有业务，约束信托公司固有业务项下的投资业务，突出了以经营性信托业务为中心的“信托”功能，大有“不‘信托’不罢休”的感觉。

　　曾经脱了缰的烈马，曾经难觅踪迹的本源业务，渐渐有了回归之意。

　　走过野蛮生长，迷失过方向。一度找不准定位的信托业，在困兽之斗后，终于开始了规范成长。

　　05、再启程：前路漫漫何去何从？

　　往后十余年江湖，信托如一面镜子，照出了宏观经济的轨迹。

　　这条十余年的轨迹，有波峰也有低谷，轨迹之上依次浮现出的信托阶段关键词是三个：“银信合作”、“泛资管”、“去通道转型”。

　　银信合作与08年的金融危机脱不开干系。

　　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出台了“四万亿”的刺激政策，旨在对实体经济提供流动性支持。可被政策关在了市场的门外，受束缚的银行只好开始寻求于信托公司发放贷款。

　　乘坐着“加杠杆”这一骏马，再把金融危机用作“策鞭”。银信合作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作为主要通道的信托业迎来了爆发式扩张。

　　所谓银信合作，顾名思义，即银行与信托公司合作。银行利用表外理财资金购买信托公司的信托计划，再由信托公司放款。

　　从信托一方而言，银信合作属于信托公司的通道业务，信托公司可以获得通道费用，并迅速做大资产管理规模，在银行的隐形担保下，通道业务的风险也较低。

　　为此，在以银信合作为主的通道业务的带动下，信托整体资产管理规模不断增长，由2008年底的1.22万亿元增长至2012年底的 7.47万亿元，4年之间增长了6倍多。

　　爆发式增长过后，随之而来的是“泛资管”时代。

　　这一阶段的信托，不再锐气逼人，而是放缓了增长的步伐，在回落中徐徐前行。

　　2012年，券商资管与基金子公司开始开展非标业务与通道业务。曾经的红利被削弱，激烈竞争下，信托原有通道业务出现了被分食之迹。

　　当其他资产管理机构可以更多地以信托公司经营信托业务的方式、开展与信托公司同质化的资产管理业务，这也就进入了所谓的“泛资产管理”时代。

　　首先受到冲击的，便是银信合作业务。

　　原有业务模式的“替代效应”和“挤出效应”开始显现，银信合作面临被银证合作、银基合作挤出和取代的风险。而当赖以生存的主动力受阻，信托整体增长也就降速了。

　　不过，虽然增速在回落，但祸兮福兮。

　　2012年之前，信托业增长的主动力是粗放的银信合作业务，而到了2012年以后，银信合作不再一枝独秀，信托江湖隐隐是一张“三足鼎立”的新地图：

　　（1）以低端银行理财客户为主导的“银信理财合作单一资金信托”；

　　（2）以中端个人合格投资者主导的“集合资金信托”；

　　（3）以高端机构为核心的大客户主导的“非银信理财合作单一资金信托”；

　　在回落中徐徐前行，“量”增的同时，中国信托业的“质”变也在悄然地发生。可一路渐行渐远，高歌猛进一程，潜伏的隐患终有一天会伺机而动。

　　2014年初，中诚信托“诚至金开1号”出现兑付危机。一时，市场与监管关注纷至沓来。

　　这一30亿元的矿产项目，被认为是银信合作的产物，是典型的通道业务。事后，银信双方相互推诿、产生分歧，也暴露出通道业务的诸多风险与问题。

　　2017年3月末，银行监管风暴席卷而来。银监会启动“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十乱象”（简称“三三四十”），剑指影子银行、同业理财、表外业务等问题。

　　一夜之间，银信合作再降温。“去通道”与转型之路，仿佛成了弦上之箭，大势所趋，不得不发。

　　作为行业龙头，也许继承了自荣毅仁身上而来的时代使命感。2017年末，中信率先作出承诺，要主动降通道。

　　颇有老大哥风范的它，在上呈的《自律承诺函》中承诺，在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前提下，2018年银信通道业务规模只减不增。

　　又是去通道、又是破刚兑，一系列政策的预示下，信托何去何从？

　　也许，是回归原点的时候到了。

　　银监会信托部主任在监管飓风卷起之后称，“在遏制信托通道业务方面，引导信托业回归本源的政策功效越来越明显。”一直在追求的信托本源业务再度被提上了议程。

　　中国的信托业走过了这么多年风雨，信托回归本源都是一个看似飘渺的过程。但一边摸索一边成长，也算是走出来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面对刚性转型需求，各机构差异化业务也就迫在眉睫。

　　其中，标准化、基金化、净值化的产品，以债市、股市、ABS等金融产品和衍生品作为基础资产的业务，以及家族财富管理、公益信托等，成为了68家幸存者的重点追逐方向。

　　如2012年，平安诞生了首单家族信托，规模5000万，期限50年。

　　这一举动是信托史上的一个标志事件。

　　1996年才堪堪成立的平安，相比中信等老字号要年轻得多，不过它并没有落得下风，行业巨头代表中仍有它一席之位。这一单信托的开始，就意味着家族财富传承在我国“破冰”了。

　　不断在寻找，不断在创新，一个时代的产物，必然有着一个时代的烙印。

　　80年代的信托，是中国的窗口，吸引外资，支撑工业化建设；

　　90年代的信托，是银行的补充，聚集闲散资金，投向城市建设；

　　千禧年后的信托，则徐徐回归本源，留下那些幸运儿，成为了千万群众的理财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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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声不断，一纸难书，它的理念起于西风东渐，也不会终于千禧年后。

　　06、写在最后

　　数十年一蹴而过，一个世纪弹指一挥间。

　　民国乱世中，所谓的“信托”理念还只是一掬萤火之光。谁也没有想到，多年风雨后，信托会成为仅次于银行业的金融第二大支柱。

　　同样谁也没有想到，6次大整顿后，当下的信托会再次陷入行业出清、爆雷的漩涡，屡屡被黑。

　　四十余岁老矣？老亦不老。

　　从对“信而托之”理念不以为然，到有过高潮也有过低谷，仅余68张牌照，对比建国不过70余年风雨，40余年算老；对比世界，实属年轻。

　　当下对信托“尚能饭否”的质疑，皆出自近两年滚滚不断的踩雷，陆续有信托公司身陷囹圄。

　　接连有信托倒下，可怕否？可怕。

　　刚兑信仰一步步被击碎，接连爆雷给了业者一记警钟，躺在牌照上赚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而金融的创新、信托的使命，远未结束，甚至才刚刚开始。对太多信托人而言，这是一条漫长且艰难的路，但路虽千万里，总有人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