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与监管夹击：信托“躺赚”时代不再

中国信登信托登记系统新增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信托行业在应对外部经营风险过程中，不断探索和挖掘新的发展动力，“去通道控地产”成果持续显现。目前，以家族信托、资产证券化信托、企业年金信托和慈善信托为代表的服务信托的规模占比近23%，2020年上半年月均占比超新增总规模的四分之一。

这显示信托行业在持续发生改变，信托公司纷纷在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这背后，是信托行业曾经“躺着赚钱”时代的远去和底层资产风险逐渐暴露。

“近期信托业风波有点多。”一位信托公司业务主管赵诚（化名）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感慨说。

“一时间那么多风险事件接踵而至，给人一种信托行业黄金时代已逝的感觉。”赵诚表示。相比前些年信托业凭借牌照优势与制度优势“无所不能”与“狂飙突进”，如今在金融严监管与资产荒的双重夹击下，信托业急需寻找新的出路，同时不得不面对此前激进扩张所留下的各种风险隐患。

多位信托公司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当前信托市场与政策环境，早已不能与前些年黄金发展期同日而语。

“一些大型信托公司高层在内部会议上已要求所有员工以二次创业的心态，增强危机意识与转型紧迫感，在主动管理新时代找到下一个信托黄金时代。”一家国内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然而，下一个信托黄金时代能否出现，不但他心里没底，多位接受采访的信托业内人士同样直言“无法预期”。

在赵诚看来，信托业的转型谋出路，首先需解决“打铁还需自身硬”问题，当前多数信托公司在布局主动管理业务过程中，依然面临人才、系统支持、业务创新能力、考核机制的缺失，导致业务依然延续非标理财资金池等影子银行业务“基因”，所谓的业务转型自然变得“换汤不换药”。

“躺着赚钱”与“无视”风险

至今，赵诚仍对多年前的信托行业“黄金时代”念念不忘。

由于信托牌照投资范围覆盖资本市场、信贷市场、货币市场、实业投资、另类投资等，且在利率管制时期率先实现理财产品利率市场化定价，令信托行业几乎没有“做不到的事”。

“足不出户，大量融资方主动敲门——从房地产，到地方融资平台，从私募基金，到艺术品投资机构，都来找我们发产品募资。”赵诚回忆说。他接待最多的，主要是银行机构。由于银行受制监管政策，无法向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产能过剩行业等提供信贷支持，因此他们纷纷找到信托公司开展银信合作与政信合作，令通道业务一度红红火火。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银信合作通道业务在2008年初首度面世，历经多年发展，成为信托公司最热门的一项业务。

银信通道业务，概括而言，就是信托公司设立信托计划作为通道，银行负责资金募集与获取融资项目，借助信托计划实现银行资金出表、规避监管指标约束等目的。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业务模式，是银行理财资金成立单一信托计划，委托信托机构向融资客户发放信托贷款。

尽管每笔通道业务的信托报酬率仅有千分之二三，但年均逾万亿规模的增速，足以让不少信托公司活得很好。

多位信托公司人士表示，通道业务在2016年和2017年达到巅峰。

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2016年末信托资产规模为20.22万亿元，同比大增3.92万亿元，其中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为10.07万亿元，同比增长逾3.76万亿元，增幅高达约60%。这意味着2016年信托资产新增规模的95%来自事务管理类业务。

“事务管理类业务涉足广泛，包括资产证券化、配资、家族信托、消费信托等诸多内容。但在实际操作环节，由于事务管理类业务的风险计提系数较低，信托公司都将银信通道业务纳入事务管理类信托范畴。”赵诚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

他回忆说，当时，通道业务每年为他所在的信托公司创造数亿利润，几乎占到信托公司利润总额的70%左右。这足让信托公司纷纷“躺着赚钱”，当时他负责的产品创设部门员工年均收入轻松迈过百万门槛。

2016年，赵诚还领到自己就职信托行业10多年以来的最高年薪——逾300万元，不少金融机构朋友一度调侃“他的收入待遇比银行副行长都高”。

赵诚没有因此感到欣喜，因为信托黄金时代的“繁荣”，同样暗藏着隐患——其中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信托公司风控体系“流于形式”。

“通道业务无疑起到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他认为。通道业务风险主要包括底层资产违约所引发的信用风险、受托人操作风险、受托人合规风险等。但在实际操作环节，信托公司普遍认为底层资产（融资项目）与资金（投资者）都是银行找来的，理所当然地认为银行会进行“兜底”，因此他们都不愿花费精力评估通道业务的上述风险隐患。

这种风控“形式主义”，迅速蔓延到房地产与地方融资平台等业务操作环节。

比如部分房地产企业（融资方）将事先拍好的项目开发照片发给信托公司尽调员，由后者拿给信托公司作为项目尽调依据，事实上这个房地产项目开展进度远远落后于照片所示；此外个别房地产公司未必在银行设立相关资金托管账户，却让信托公司尽调员递交托管账户已设立的“虚假资料”，以便快速挪用信托产品募资款。

“部分信托公司风控部门对此睁一眼闭一眼。”赵诚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这背后，是当时环境宽松导致投资者资金宽裕，信托公司只需将产品年化利率调高至10%，就能吸引大量资金“完成”融资项目的借新还旧，根本无需担心项目运营波折引发产品兑付违约事件。

在他看来，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当时信托行业弥漫着极其浓厚的刚性兑付“信仰”。投资者因此对项目各种运营风险“充耳不闻”，只看信托公司资金实力与股东背景能否兑付产品本息；信托公司内部员工则相信公司高层总有办法实现兜底兑付。

一家地方民营企业财务总监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正是看到信托牌照诸多“好处”，不少民营企业纷纷争相获取信托牌照，将它视为“自融”的重要路径。

“由于信托行业历经多次整顿，信托牌照十分稀缺，因此民营资本对信托牌照的争夺显得格外激烈。”他告诉记者。此前他所在的大型地方民营企业曾有意控股收购一家当地信托公司，很快被告知早有人捷足先登，已动用各种关系与资源，抢先达成了意向协议。

不少拿到信托牌照的民营企业，则通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令旗下信托公司均迎来一段绚丽的黄金发展期。但在骄人业绩背后，几乎没人知道大量信托募资款到底流向何方，信托公司资金池内底层资产坏账额到底有多大，借新还旧的模式能持续多久，直到近年以来金融严监管与经济增速趋缓导致这些信托公司发现募资速度越来越更跟不上到期还款速度，一系列产品兑付违约与公司流动性风险接踵而至。

“在2017年，不少信托公司仍在持续加码通道业务与借新还旧力度，避免底层资产坏账风险曝光。”前述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告诉记者。

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末，事务管理类信托资产规模余额从2016年底的10万亿元，骤增至15.65万亿元，占比从49.79%上升至近60%，驱动当年信托资产规模一举突破26万亿元。究其原因，一是大量通道业务从基金子公司、券商资管领域回流信托业，二是部分信托公司开发了 TOT、结构化架构（优先/劣后）等创新型事务管理类产品，但事实上不少产品募集资金均流向信托公司资金池用于底层资产借新还旧，其中不少底层资产早已出现逾期或坏账迹象。

“随着通道业务规模持续骤增，当时我们预感到监管部门迟早会对此采取更严厉监管，但对信托黄金时代的迷恋，让我们持有一种莫名的乐观情绪。”赵诚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无论是房地产，还是地方融资平台都有着迫切融资需求，因此银信通道业务依然会在强监管压力下，找到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令信托公司得以继续“躺着赚钱”。

强监管与防风险

赵诚的乐观情绪，没能持续很久。

2018年，被不少信托公司人士视为“黄金时代终结”的开始，原因是2018年出台的资管新规与去杠杆进程，让维系信托黄金时代的三驾马车——通道、房地产与地方融资平台业务均遭遇一系列重创。

“2017年底，我们就感到事情不妙。”赵诚回忆说。一是2017年11月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发布，对通道业务做出极其严格的规范；二是一个月后银监会下发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即“55号文”），直接叫停多项“涉嫌违规”的通道业务。

那时起，“去通道、降杠杆”开始成为信托公司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随之而来的，是信托公司通道业务产品发行数量与募资规模双双呈现断崖式下跌。

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通道业务云集的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骤降2.03万亿元，让众多信托公司人士意识到“躺着赚钱”的黄金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

赵诚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快速迅猛的下滑速度，当时业界曾喊出“成也通道，败也通道”的感慨。

究其原因，是资管新规对通道业务的遏制力度“前所未有”。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在2017年末达到15.65万亿元，随后则迅速下降，2018年末，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为13.25万亿元，2019年继续大幅下降，2019年末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为10.65万亿元，而2020年一季度末已降至接近10万亿元，为10.04万亿元，较2017年末历史最高点减少超5.6万亿元。

通道业务的压降，导致信托业资产管理规模再度扭头下滑，2017年末信托资产规模高达26.25万亿元，但是到2020年一季度末下降至21.33万亿元。

不过，信托“去通道”还在持续加码，近日银保监会下发了《关于信托公司风险资产处置相关工作的通知》，重点之一就是对压降信托通道业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各信托公司被要求，对比2019年末的规模，同业通道类业务要压降不低于20%到30%。

“2018年至今，我们通道业务规模下降逾40%。”赵诚直言，相比通道业务受大幅压缩，资产荒“从天而降”更是压垮信托黄金时代的最后一根稻草。

多位信托公司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2018年去杠杆期间，曾经被视为高收益低风险的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领域优质资产突然集体“蒸发”，一是房地产持续调控导致房价涨幅与销售回款双双放缓，令房地产业务坏账风险开始增加，不再是信托公司眼里的香饽饽；二是去杠杆进程导致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融资平台难以轻松筹措资金“借新还旧”，兑付违约风险同样在上升。

“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兑付违约事件越来越多，彻底令信托公司风控态度180度大转变。”前述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以往对房地产企业几乎来者不拒，现在只有国内排名前50名的全国性大型房地产公司才能通过信托募资审核；以往对各地政府融资平台“笑脸相迎”，如今他们只对接经济、财政有较大发展潜力的省市地方融资平台，优先考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地方融资平台融资需求。

在资产荒与金融强监管共振下，信托公司员工日益感受到“赚钱难”。

“每周例会上，财富管理部门一个劲地追问固收类产品发行量与募资规模缘何一降再降，害得他们只能喝西北风了。”赵诚说。在2018年4月资管新规面世后，他们内部曾多次开会讨论“资管新规与资产荒时代”的信托变局，发现引领信托黄金时代的三驾马车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同时，传统业务模式正渐行渐难。

在他看来，这也是目前多家民营企业控股型信托公司遭遇百亿产品兑付风险的主要原因之一。

近日，四川信托TOT产品被叫停，以及多款产品兑付逾期引发市场强烈关注。

四川银保监局非银处副处长周杉在投资者沟通会上表示，四川信托的TOT业务存在未真实向投资者披露底层资产风险状况，违规开展无关的交易，且项目大量资金存在被股东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未能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因此四川银保监局依法暂停了该项业务。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到，随着一系列风险事件迭起，不少信托公司纷纷“如坐针毡”，对旗下房地产等融资项目开展操作合规性自查，并着手排查资金类信托底层资产的坏账风险。

“前些年P2P业务迅猛发展帮我们消化了部分潜在坏账压力。”前述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向记者透露。当时部分融资方在信托产品出现兑付逾期前，通过P2P平台高息募资，再将P2P募资款用于偿还信托产品本息兑付以“成功”延后了坏账风险爆发时间。然而，随着P2P业务因金融监管盛极而衰，他担心如今很难再找到新的“接盘侠”。

面对潜在的产品兑付逾期与底层资产坏账风险，目前他所在的信托公司专门组建了风险资产处置团队，一方面与各家房地产公司与地方融资平台频繁沟通，要求对方追加抵押物或安排新的融资以确保产品按期兑付，另一方面则对一些有可能触发兑付违约的产品提前采取应对措施，包括开始寻找潜在买家“接手”抵押物，或联系其他金融机构安排过桥贷款解决兑付问题等。

然而，信托业强监管步伐仍在提速，令他感到“力不从心”。

今年5月，银保监会发布《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一是明确信托公司全部集合资金信托投资于非标债权资产的合计金额，在任何时点均不得超过全部集合资金信托合计实收信托的50%；二是要求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投资于同一融资人及其关联方的非标债权资产的合计金额，不得超过信托公司净资产的30%等，这又将给信托公司最为依赖的非标资产运营加上了一道“紧箍咒”。

更令信托行业倍感压力的是，近日监管部门要求信托公司压降违法违规严重、投向不合规的融资类信托业务，将导致大量底层资产无法通过“借新还旧”，直接触发兑付逾期风波。

因此前述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所在信托公司内部赶紧发通知——要求将底层资产是标准类资产的信托产品归类为投资；底层资产是非标资产的归类为事务管理类信托（但可能受到通道业务规模压降影响），从而通过“项目包装”，尽可能帮融资类业务找到“操作空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到，此前部分信托公司在《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期间与监管部门开展沟通，希望对相关条款作出适度调整，包括对非标债权投资比例采取更灵活的措施、合理设置过渡期以避免一刀切等。

在赵诚看来，这背后，是信托行业正面临坏账日益聚集的明显风险，因此信托公司只能寄希望监管部门能网开一面，给予更多的过渡宽限期让他们有机会妥善处置非标风险资产。

目前，信托公司管理资产规模已明显下降但仍然超过20万亿元，与资产规模下降形成反差的，是信托资产坏账风险正在持续增加。据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信托行业风险资产规模为5770.47亿元，较2018年末增加3548.6亿元，增幅159.71%；就风险项目数量而言，信托业风险项目个数为1547个，同比增加675个。截至2020年3月末，信托行业风险资产规模达到6431.03亿元，风险项目1626个，较2019年四季度末环比增幅分别为11.45%和5.11%，行业风险率升至3.02%，首次突破3%。

正是信托产品风险开始聚集和暴露，近日银保监会下发的《关于信托公司风险资产处置相关工作的通知》，重点就是要求信托公司加大表内外风险资产的处置和化解工作。

“信托公司黄金时代不再，金融强监管与资产荒或许只是外因，内在更深层次的原因，一是信托公司开始为此前黄金时代的风控形式主义买单，二是信托公司的非标准化理财资金池等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业务逻辑，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监管环境。”赵诚指出。

焦虑与出路

面对信托行业黄金时代退去，是否该对它说声“再见”，对赵诚而言，同样是一个艰难选择。

“今年以来，我不只一次动了跳槽私募基金的念头。”他告诉记者。促使他频繁考虑转行的最大原因，是突如其来的疫情暴发与资产荒状况日益严峻，令他感到工作越来越难做。

一是信托产品年化回报预期大不如前，如今只有7%左右，导致众多投资者对信托产品投资“用脚投票”，加之近期一系列产品兑付违约风险事件，投资者更是对信托产品投资慎之又慎。

二是风险资产处置难度变得越来越大，由于疫情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信托产品的相应抵押物（包括商业地产、厂房等）估值开始走低且接盘者寥寥，一旦出现产品兑付违约，他们只能“干着急”，却无法快速处置抵押物获取资金用于兑付。

三是优质资产获取难度日益加大，不少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已要求当地城投公司融资成本不得超过年化7%或8%，令政信类信托产品收益吸引力大打折扣，很多信托公司只能选择“闭门谢客”。

一家国内大型信托公司业务总监告诉记者，仅今年一季度，他们业务团队离职人员占比达到约10%，其中90%离职人员都是因为产能不达标被劝退。

“如此高的员工淘汰比例，在过去10多年根本不曾发生过。但现实倒逼信托公司必须做一次大刀阔斧的转型——只有打破以往的大锅饭机制，驱动公司加快主动管理业务布局寻找转型出路同时，要求每个员工务必更看重业务利润，而不再是业务规模。”他透露。

在赵诚看来，尽管利润贡献导向与优胜劣汰机制一定程度上激发员工才干，在金融强监管时代，信托公司仍需妥善处理利润导向与风控合规的关系。比如考核机制在以利润贡献为核心同时，不能降低对资产质量与风险管控的要求；任何业务发展仍需建立在操作合规的基础上，信托公司不能“纵容默许”员工为了利润就动“歪脑筋”。

“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信托公司能否在机制设计、考核激励机制完善、前中后台协同合作、员工技能培训等方面增强主动管理业务的专业能力与核心竞争力。”赵诚指出。为了寻找出路，当前他所在的信托公司业务转型征途可谓红红火火——年初公司借鉴其他信托公司的业务转型经验，组建了多个特色业务团队，包括委外投资、家族信托、阳光私募、环保能源投贷联动、供应链金融、消费金融等，打算集中公司所有资源扶持这些特色业务快速发展，打造公司“新业务、新前景”的金字招牌；一个月前，信托公司内部又出台新规，对上述特色业务给予“简政放权”——包括产品创设、人才引入、业务创新、利润贡献考核机制、投资决策都赋予团队巨大的自主权。

然而，扶持力度固然不小，这些特色业务发展步伐却显得举步维艰。究其原因，一是特色业务团队的专业能力不够强，比如家族信托的产品创设主要照搬同行的产品架构，未必能满足高净值人群的个性化财富传承诉求，二是前中后台的业务协同合作往往流于形式，很多内部纠葛导致彼此互设障碍，令不少业务创新无法落地。

此前环保能源特色业务团队打算为一家发展前景广阔、有望登陆科创板的环保能源研发生产企业提供一揽子投贷联动融资方案，但后台风控部门仍以传统观念（缺乏足够抵押物与高信用评级）否决了这个方案，导致这个团队不少员工一度闹离场“抗议”，所幸公司高层最终“拍板”才稳住人心。

“说到底，信托公司要找到新的出路，前提是专业人才储备、运营制度、业务逻辑、考核机制都得跟上转型步伐。否则固有的运营思维将给业务转型征途施加巨大的阻力，导致转型谋出路的努力最终前功尽弃。”赵诚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