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径山报告建言“十四五”: 中国经济须挖掘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潜力

来源:证券时报 2020-09-01 10:16:00

摘要
8月30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CF40资深研究员肖钢牵头负责的《2020·径山报告》正式发布,主题为“‘十四五’时期经济金融发展与政策研究”。对“十四五”时期重大经济金融问题展开系统研究,提出政策建议。

           

8月30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CF40资深研究员肖钢牵头负责的《2020·径山报告》正式发布,主题为“‘十四五’时期经济金融发展与政策研究”。《报告》由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央行研究局局长王信等共同完成,从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储蓄率变化、宽货币低利率、金融支持民企发展、房地产金融、金融防风险等角度,对“十四五”时期重大经济金融问题展开系统研究,提出政策建议。

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

《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面对国内外更加复杂严峻的形势,在传统优势趋于消失的同时,中国经济必须挖掘和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潜力。《报告》强调,超大规模市场并非一个封闭的国内市场,而是一个开放、包容、联通国际的市场,是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促进了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市场深度融合,将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报告》系统阐述了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的内涵,具体包括:

一是新一代青壮年人口优势。我国超大规模人口数量同时从生产端和消费端为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创造了前提,同时,我国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仍将拥有世界上相对规模最大的优质劳动力资源。

二是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优势。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1万亿人民币,折合约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5.46万亿美元的零售总额,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未来15年可能翻番至8亿。我国总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均显著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未来消费率仍存在上升空间。

三是科技创新与技术产业化应用规模优势。“十四五”时期,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赋予的新技术涌现、广泛应用场景等创新迭代优势将进一步强化。超大规模市场首先意味着更高的新技术涌现概率。创新成果越多,内部市场分享面越大。超大规模市场也为新技术产业化落地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更充分的试错机会;可以容纳更多的大企业相互竞争,难以形成垄断,而且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是超大规模金融市场优势。“十四五”时期,超大规模金融市场将会进一步发展壮大,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也将进一步强化。《报告》认为,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已经具备了成为超大规模金融市场的潜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中国金融市场的体量已经位居全球前列;二是中国金融市场拥有规模庞大、结构多样的投资者群体;三是随着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和人口老龄化时代来临,居民资产配置和财富管理需求持续增长;四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加速了海外资金配置中国金融资产的需求,中国金融资产的安全性、稳健性、收益性优势正在凸显。

五是超大规模市场地区收敛优势。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既是中国经济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蕴含着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和机遇。

建立以人民币金融资产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中心

尽管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蕴藏着巨大潜力,但要转化成现实优势,充分发挥其效能,需要一系列条件,目前还面临不少障碍和挑战。为此,《报告》从多个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报告》建议构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建议制定《民营企业促进法》,侧重在所有制中性、竞争中性和民营企业家财产保护与传承等方面做出规定,将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政策文件要求纳入法律规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优化地方政府职能,深化“放管服”改革,减少对民企经营发展的直接干预,强化政府监管标准的严格、统一、可预期。

为提高金融业对外开放水平,《报告》建议以更高水平金融开放应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推动形成互利共赢局面。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退出外汇市场常态化干预,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积极推进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优化金融开放的体制机制,完善开放、统一、普惠的跨境投融资体系,构建开放多元、功能健全、富有弹性、竞争力强的外汇市场体系,建立以人民币金融资产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中心;构建与更高水平金融开放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治理体系,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多层次跨境资本流动宏观调控体系,构建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微观合规管理框架,完善关键领域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金融科技赋能。

此外,《报告》建议保持金融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提高宏观调控有效性,注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创新和规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健全“双支柱”政策框架;防范输入型风险,统筹协调好人民币国际化,高度重视国内外资本市场联动风险;加强金融监管能力建设,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坚决反对并妥善应对美国的长臂管辖与金融制裁,做好极端情况下的工作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