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稳定与发展将保证双循环顺利开局 专访工行周月秋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上半年，我国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半年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意义重大。如何看待当前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有哪些机遇和挑战值得重点关注？商业银行如何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助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带着一系列问题，《金融时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工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周月秋。

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

《金融时报》记者：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金融造成了严重冲击。在您看来，疫情下的世界经济金融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否会对中国产生溢出效应？

周月秋：当前全球经济金融环境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不同以往的经济特征。今年全球面临的是百年未有之大疫情，全球经济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衰退。总体来看，全球经济呈现出三个特征：

一是负增长。这一次疫情波及范围广、影响深远，全球90%以上国家陷入衰退，衰退范围之广超过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遭遇和平时期的最大经济衰退，其中美国二季度GDP环比折年率负增长32.9%，这是二战后的最大跌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6月再次下调全球GDP增长率，预计是-4.9%；世界银行预测全年世界经济增速为-5.2%。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有可能是唯一的正增长国家。

二是复工难。疫情一发生，中国就采取了积极的防控措施，3月份以来，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要成果，率先复工复产。但美欧多国推动经济重启的尝试并不顺利。5月起，多个国家放松管制后，反复出现聚集性感染事件、疫情大幅反弹情况，被迫暂停经济重启计划。当前欧美主要国家总体复工水平在八成左右，而且这一水平已经持续比较长的时间，显示复工复产进入瓶颈期。全球失业率居高不下。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二季度全球大约损失了4亿个全职工作岗位。

三是信心弱。受企业停工停产、国际贸易萎缩、物流交通停摆等因素影响，全球制造业PMI指数已经连续5个月处于荣枯线以下，虽然7月有所回升，但全球经济前景仍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目前还很难说全球疫情拐点已经出现，疫苗大批上市估计最快也要在今年底或明年初。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还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信心恢复仍有待时日。

其次，为了应对疫情冲击，全球主要经济体迅速推出了史无前例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并带来一系列持续影响。

在货币政策方面，加大流动性投放的力度空前。全球主要央行在低利率环境下大幅扩表，美联储资产规模从疫情前的4.2万亿美元迅速攀升至目前7.0万亿美元。G4（美国、欧元区、日本、英国）央行加权平均基准利率已下探至负区间，实施负利率政策国家的经济总量占比，已经超过30%。

在财政政策方面，普遍加大救助力度。美国实施四轮财政救助，总规模达到2.9万亿美元；欧盟委员会通过7500亿欧元的疫情复苏计划；日本先后出台超过200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印度、俄罗斯、南非、巴西等新兴经济体都出台了规模空前的财政刺激方案。

短期来看，超大规模的宽松政策对于减缓供给和需求的剧烈下降，应对经济衰退是必要的，客观上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中长期来看，以美元为代表的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实际上也在消耗着美元信用，侵蚀着全球金融稳定的基础，会产生难以想象的负面影响。

最后，复杂的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也在加大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具体来看：

一是全球市场萎缩，我国对外贸易压力加大。一方面，疫情造成全球贸易市场萎缩，我国外贸承压。这在当前的外贸数据上已经有所反映，1月至7月，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同比下降1.7%；另一方面，近年来极端主义、民粹主义日益膨胀，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退群”“脱钩”“断链”增多，叠加疫情冲击，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面临调整重构，不少国家追求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布局，产业链聚集、供应链缩短的趋势明显，全球贸易风险增大。

二是宽松政策逆转不易，对我国的溢出效应不得不防。总体看，溢出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影响跨境资金。随着各国利率纷纷大幅下调，中外利差可能被“热钱”利用，资金大进大出，容易导致我国股市、楼市等资产价格波动。第二，金融市场波动。全球金融市场走势与实体经济发展前景有所脱节，资产泡沫聚集，全球金融市场存在大幅震荡的风险，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也有着负面影响。第三，主要货币竞争性贬值。全球流动性泛滥的大环境，必然使得主要货币的贬值压力上升，外币资产缩水，换个角度看就是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如果再把当前全球贸易萎缩的影响考虑进来，会使得我国出口面临一定压力。

《金融时报》记者：上半年，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二季度GDP较上年同期增长3.2％。海外各界普遍达成共识：中国经济先于全球恢复，并会保持较好的增长。请问，您认为率先恢复的中国经济面临哪些主要发展机遇?

周月秋：面对疫情严重冲击，党中央、国务院及时作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我国疫情防控积极有效，助力我国经济先于全球恢复，并且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赢得重要机遇：

一方面，确保经济持续稳健增长的基本面不变。迅速控制住疫情，使得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得以持续推进，经济发展韧性十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一看工业化。我国基本实现工业化以后，还需要10年到15年的持续深化进程，大约到2035年前后我国会全面实现工业化。这也就是说，在未来10多年时间里，围绕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会有一系列重大项目、重大工程持续推进，这些既是巨额的投资需求，更是重大发展机遇。

二看城镇化。经过多年发展，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上升到了60.6%，但与主要发达国家超过70%相比，城镇化的空间还很大。我国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圈生产总值占全国总量的比重大致在45%左右，如果与美国、日本前三大经济圈占全国68%、70%水平相比，还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三看信息化。在这一轮新技术革命兴起的过程中，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经济占GDP的比重从2016年开始统计，2019年较2016年提升了1个百分点至16.3%。根据发展态势，预计2030年前后我国将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将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与此相适应，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将从2019年的60%左右，逐步提升到70%甚至80%。

四看农业现代化。未来我国将持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构建农产品产业链，大力发展农业核心技术，推进农产品规模化生产，农业将继续为我国经济稳定增长发挥坚实的基础作用。

另一方面，宏观政策调节空间还不小。面对疫情冲击，我国并未像西方国家一样“大水漫灌”，而是采取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和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并取得良好成效。这也为政策层面留下了较大的调节空间和余地。

短期政策主动熨平疫情冲击。一是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发行特别国债，扩大地方专项债发行规模，保障重大项目建设资金。充分发挥减税降费、贷款财政贴息、政府性融资担保等扶持扶助作用，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保障支持力度。今年上半年为企业减负已超过1.5万亿元，下半年还有1万亿元左右的空间。二是货币政策适度调整，由“逆周期调节”转为“跨周期调节”。这也就意味着可以更加灵活适度地调整货币政策的节奏和力度，保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适度高于名义GDP增速，实现跨越周期的调节。

中长期政策着眼于持久，重点体现在扩内需、推改革、强科技、促开放四个方面：

一是扩内需，我国拥有14亿人口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这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需要充分发挥出来。二是推改革，我国目前全要素生产率总体还不高，比如与美国相比，大体在美国的45%左右。未来通过深化改革来释放发展潜能的空间仍然很大。三是强科技，面对新技术革命，加大投入力度，超前规划布局，着力攻克光刻机、芯片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卡脖子”约束，向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四是促开放，党中央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并且不断释放更高水平开放信号，不断出台开放新政策，加快形成双循环的新格局，构建“共赢”的国际分工新局面。

所以，我国经济发展依然面临广阔的机遇。

《金融时报》记者：您也提到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那么，您如何看待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未来发展趋势如何？

周月秋：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经济处于转型发展的攻坚期。在坚定发展信心、充分把握重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必须客观认识当前面临的一些现实情况：

第一，宏观杠杆率上升，债务负担有所加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66.4%，比上年末上升21个百分点，其中，确实有应对疫情的客观需要，但各个经济主体杠杆率不同程度的上升也是事实。一些小微企业的贷款主要用在解决暂时的流动性困境上，而不是生产经营活动的扩张上。这种债务规模的上升，导致企业杠杆率上升，而且容易产生资金套利行为，在货币总量宽松格局下，尤其要予以关注。政府杠杆率增长较快。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政府财政收入下降较多，同时各级政府通过减税降费等积极的措施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财政收支矛盾放大。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我国赤字规模比上年再增加1万亿元，赤字率提高到3.6%以上。这意味着今后一个阶段政府杠杆率还会上升。居民部门杠杆率也有所提升，主要原因在于房地产贷款需求增加。

第二，制造业“两端挤压”。2019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速从前3年的10%左右增长跌到负增长区间。2020年1月至7月，我国制造业利润同比下降4.5%。抗击疫情、复工复产之后，我国制造业还会面临“两端挤压”的挑战。

一方面是高端挤压，来自发达国家对高端产业链的封锁。随着我国综合实力增强和率先恢复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对我国的不安和戒备持续上升。在进一步加大对我国技术和产业转移限制的同时，部分国家出台政策，推动高端制造业回流，甚至公开无理打压华为、TIKTOK等技术企业，千方百计阻止我国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升级，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带来较大挑战；另一方面是低端挤压，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吸引低端产业链从中国外迁。不少发展中国家要素成本比我国更低，同时实施更大力度的吸引外资政策，使得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步伐有所加快，国内产业梯度承接受到一定冲击。

第三，做好小微金融服务还面临一定的挑战。近年来，商业银行围绕健全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现代金融体系，纷纷加大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力度。今年面对疫情冲击，商业银行紧扣“六稳”“六保”要求，把稳企业、保就业和服务民营、小微企业更好地结合起来，推动小微金融高速发展，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同时，为了进一步做好小微金融服务，前期我们对工商银行500家基层机构组织开展了问卷调查。从调查情况看，做好小微金融服务工作也还存在一些挑战。比如，疫情对小微企业经营产生的冲击更明显，小微信贷投放风险相对而言比较高；部分小微企业自身经营不够规范，也会制约银行的贷款投放；银行小微金融服务模式和产品创新需要进一步加强；放贷时小微企业数据信息获取渠道不畅等。面对挑战，一方面需要商业银行进一步加快推进线上小微产品与服务模式的创新，积极探索“投贷一体”的小微企业融资新模式；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要加强与相关政府部门的合作，完善信息传递机制和抵押担保机制，更好地满足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总体来看，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一定的困难和挑战。但随着“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逐步形成，在跨周期调控政策支撑下，国内需求有望更快恢复，增长动能可望持续提升。预计经济增速将逐步回归到潜在增长水平，照现在的发展趋势，今年经济增速甚至有可能达到3%左右。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金融时报》记者：请问您如何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从哪些方面着力？

周月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央近期提出的重大部署。我个人理解，这一部署总体有三个特点：一是突出国内大循环主体。也可以理解为国内循环是主循环，满足国内需求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抓住产业链循环这一关键。产业链是连接两个循环的纽带，突破产业链的技术瓶颈、提升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安全性，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三是坚持两个循环融合。虽然国内国际是两个循环，但不能看成是两个独立的循环，二者之间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

至于从哪些方面着力，我认为可以考虑把畅通市场、产业、区域和国际四个方面的循环作为关键点：

第一，畅通市场循环，也就是打通内销产品供给与居民消费需求之间的循环通道。重点是扩大内需潜力、提高产品的适应性。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加大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提升居民社会保障水平，进而促进消费潜力释放；另一方面，提高产品的适应性。以出口产品转内销为例，国家前期已经出台《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下一步需要各地方政府结合当地实际出台符合本地特点的配套方案。同时，一些出口生产企业可能需要改造、调整现有生产线，或者投资建设新的生产线，使原来适应出口市场的产品调整成适应国内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此外，需要拓宽转内销产品的物理和网络销售渠道。比如，外贸企业带着转内销的产品进社区、进商场、进超市、进步行街，或者为外贸企业开拓专属网上销售渠道，支持外贸企业探索网上销售、直播带货等新销售渠道。

第二，畅通产业循环，也就是提升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安全性。疫情冲击引发全球对产业链完整性的担忧，虽然对于很多国家来说，构建完整的产业链并不现实，但我国不同，已经具备完整的制造业和产业链基础，接下来的重点，应该是向外拓展产业链国际合作，向内补关键技术的短板。一方面，全球产业链合作要继续深化，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开展联合攻关，在产业链的国际分工合作上，探索新框架和新体系；另一方面，集中优势资源补短板，一些核心技术空白或者严重依赖进口的重点产业，既要尽快在国内技术替代上一项一项突破，也需要在整体规划上，建立健全从研发到生产的全产业链条；提高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还要着力培养掌握先进制造技术的国际型、复合型、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第三，畅通区域循环，也就是促进商品和要素在不同区域的有序流动。重点是完善全国统一市场，促进要素跨区域有序流动。可以考虑：一是构建开放有序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限制和非公平竞争，完善流通设施建设管理；二是促进要素的有序流动，主要是实现资本、技术、人力等要素跨区域有序流动和高效集聚；三是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这也是我国进一步提升城镇化率的实际需要，主要是加快落实中央确定的1亿左右农民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的目标，让城乡居民平等享有公共服务。

第四，畅通国际循环，主要是培育国际循环的新动力。特别是培育“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自贸区（港）等国际循环的新动力。需要重点考虑的方面：一是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这一点，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政策，当前主要是加快中日韩、中欧、RCEP等谈判，适时启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谈判，巩固形成更加均衡和多元的国际循环体系；二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深入合作，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贸易往来、产业协作和共同发展的战略平台；三是推进自贸区、自贸港的建设发展，围绕18个自贸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培育与国际市场循环相通的制造业、服务业产业集群，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战略新兴产业基地、要素和大宗商品交易配置平台和国际贸易航运枢纽。

商业银行的机遇与挑战

《金融时报》记者：上半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且叠加疫情影响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也受到了一定冲击。银保监会前不久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同比下降9.4%，这是不是说明银行业经营形势比较严峻？您认为未来商业银行将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商业银行该如何更好地把握机遇、应对挑战？

周月秋：当前，我国银行业运行整体是稳健的，风险是可控的，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也在不断提升。我更赞成这样的说法，就是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依然比较大，潜在的金融风险和挑战可能多点多发，银行业有必要加强研判，未雨绸缪。但总体来看，商业银行的发展机遇是可以预期的。

一是更加有利的宏观政策环境。从逆周期调控到跨周期调控，一系列宏观政策的出台，给银行业创造了较为宽松的货币环境和新的业务机会；监管部门拓宽银行资本补充渠道、下调拨备覆盖率要求等政策的出台，对于银行业熨平周期波动将起到关键作用。

二是综合经营发展方向。经过前些年的探索，各银行普遍建立起综合化服务的体系和架构。随着资本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入，服务资本市场，或者通过资本市场向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和商投一体的全产品服务，将为进一步的综合化经营打开更大的门。

三是新型业务机遇。尤其是在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蕴藏着大量的新型业务拓展机会。比如在新基建领域，5G、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将提升石化、钢铁、汽车等行业的智能化水平，激发大量的信贷需求，同时，也大大拓展债券承销、交易银行等业务发展空间。而在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海南自贸港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区域，银行业务发展蕴藏着广泛的创新增长机遇。

四是数字经济发展前景。疫情下，我国数字经济、非接触银行服务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这些新型经济生态的成长具有长期的增长潜力。

当然，当前银行业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根据银保监会数据，2020年6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309.4万亿元，较年初增长6.7%。上半年商业银行运行特征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降两升”。所谓“两降”，是指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03万亿元，同比下降9.4%；拨备覆盖率182.4%，较年初下降3.7个百分点。而“两升”是指：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74万亿元，较年初增加3229亿元；不良贷款率1.94%，较年初上升0.08个百分点。

净利润的负增长，显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商业银行经营出现了大问题，实际上利润负增长既有疫情冲击的影响，同时也是银行业坚决落实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决策部署的结果。二季度我国经济率先恢复正增长，但经济下行在金融领域的反映存在一定时滞，疫情对商业银行经营的影响不是即时反映出来的，所以一季度较为严重的疫情形势在二季度的利润增长上逐步反映出来是符合基本规律的。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积极贯彻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部署，降低贷款利率、加大费用减免和利息延期偿付的力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收入的增长。

所以，并不是说银行业的经营形势有多么严峻，但面临的风险考验确实需要重视：

一是资产质量。疫情防控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对经济、对企业的影响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一些贷款风险可能延后暴露，需要进一步考虑未来不良贷款压力有可能会加大。

二是资本管理。银行一方面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两个方面都要求银行有更多的资本支撑，对于银行的资本管理能力、资本补充手段，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是金融创新。流动性宽松形势下，一些高风险的“影子银行”打着创新旗号，变换形式后卷土重来。如前面提到的，资金违规流入房市股市的情况开始增多，而且局部地方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金融活动有所抬头。这些形形色色的所谓“创新”，给金融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

越是经营环境不确定，银行业越需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努力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在机遇和挑战同时存在的形势下，商业银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的根本是以服务“六稳”“六保”大局为己任，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本源，进一步增强服务实体经济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持续提升金融服务的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

一是助力新发展格局。统筹全面风险管控和转型创新发展，在短期波动中看准长期趋势，在服务实体经济中化解风险，助力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是服务实体经济。围绕重点行业和领域，扩大信贷投放，落实精准直达的金融服务要求，引导资金更多投向卫生防疫、科研攻关、制造业、基础设施、普惠金融等重点领域，为经济社会恢复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三是做实让利工作。进一步降低贷款利率，落实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安排，减少收费项目，减免部分手续费，减轻企业负担，让利实体经济。

四是筑牢风险藩篱。提前应对，防范潜在风险积聚爆发，真正做到风险应对走在市场曲线前面，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金融时报》记者：您提到数字经济的发展机遇，确实我们观察到，近年来数字经济、金融科技日新月异，对商业银行未来发展模式将会带来较大的影响。您认为未来银行业金融科技的发展趋势如何？将呈现什么特点？

周月秋：当前，金融科技正在深刻改变客户的金融消费行为，也对银行业的经营理念和服务模式乃至金融生态和竞争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各家银行普遍加大科技投入力度，金融科技创新不断涌现。根据2019年年报数据，我国四大银行科技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平均达2.1%，科技人员规模已近六万人，科技人员增速平均7.7%。

我认为，要关注未来银行业金融科技发展可能出现的一些趋势性变化：

一是更加注重构建金融生态。通过构建更广阔的金融生态圈，积极搭建“智慧政务”“智慧校园”“智慧医院”“智慧社区”“智慧出行”等场景，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便捷、更安全的支付场景和更满意的衣食住行体验，真正实现金融服务触手可及。

二是更加强调“理念变革”先行。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未来金融科技不仅仅代表着设备的升级、费用的投入，更代表着科技战略和运营理念的转变。以工商银行为例，总行党委提出“科技驱动、价值创造”的工作思路，金融科技发展规划着眼于推进集团跨境、跨业、跨界转型，纵深推进金融科技创新发展。

三是更加聚焦破解普惠金融难题。银行将充分利用金融科技交易成本低、覆盖范围广、服务效率高的先天优势，准确把握客户痛点，提升服务效率和精准性，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上寻求突破。

四是更加强化智能风控应用。商业银行充分应用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持续提升全球一体化运营能力，全面推进管理体系升级改造，增强运营安全防护能力，从而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金融风险。

五是更加强化金融科技竞争。金融科技对于银行业来说，既是新机遇，也是新角逐。未来，银行金融科技的竞争，也会是战略之争、创新之争、速度之争、合规之争，会持续考验每一家银行的综合能力。

认识这些趋势性的变化，本质上还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几个重点是需要注意的：

一是突出智慧智能。银行业开启智慧创新新模式，打造智慧服务、智慧运营、智慧风控，以更加智能化的方式满足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新期待、新需求。

二是突出开放包容。科技讲究融合，很难做到包打天下，银行有必要强化“开放银行”理念，塑造开放化的平台，通过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金融生态，把金融服务嵌入到社会运营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是突出品质差异。所有银行都有自身禀赋、品牌特征、战略取向，既要在科技布局上着眼全局，作用于综合经营，也要在细分市场上形成相对优势，强化品牌品质。

四是安全稳健。随着监管完善、技术进步以及行业标准规范，银行为客户提供安全稳健服务的行业特征将更加凸显，用户数据的安全性将大幅提升，消费者权益将得到更充分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