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子兵变”与早期最大的保险索赔案

　　□陈国庆

　　2014年11月20日，华辰影像秋季专场拍卖会上，一组罕见的拍摄于1912年“壬子兵变”天津平乱的原版照片现身，震惊了世界。这组30张原版照片，洗印在大小约为3 × 5 英寸的柯达相纸上，部分照片背面有手写简单的英文说明和日期。

　　这组照片来自一位目前侨居纽约的大学教师黄女士，她上世纪70年代曾学习过摄影，赴美留学后从事教育工作。黄女士介绍：“大约是几年前，在纽约的一个古董市场偶遇一位书商，她向我推荐了这组照片，是20世纪初在华的一名美国军官从中国带回美国的，最终流向了文物市场。开始我并不在意，以为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照片，那些照片比较多见。后来仔细查看照片背后的文字说明，并逐一考证，才发现是十分罕见的‘壬子兵变’，而且是拍摄于这部分历史图片相对较少的天津。这组照片中的大多数影像从未出现在媒体上，应该是中国近代史和天津近代史上一批珍贵的影像。”

　　一组老照片揭开了一段历史的伤疤，钩沉一段伤心的历史过往……

　　壬子兵变的历史背景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时革命党人都主张建都南京，一方面作为革命胜利纪念，另一方面防止国家受制于北洋军阀。孙中山当时也承诺在袁世凯劝服清帝退位后将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他，定都南京也能使袁世凯离开自己的根据地，接受革命党人的监督。但袁世凯不愿意离开北京，他表面上答应孙中山南下，又以整顿军务为理由暂时留在北京。

　　民国元年（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在辞去临时大总统时就考虑到地处长江流域的南京，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比北京地区要发达。在意识形态上，民主自由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邻近南京的江苏、上海、江西、安徽等省区，均处于革命武装力量的直接控制下。迫使袁世凯离开北洋军和旧的官僚体系，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有利于临时约法的实施，国家也就不易偏离民主共和之轨道。

　　“壬子兵变”组照之一。

　　2月16日，袁世凯致电孙中山，正式表态拒绝南下，理由为“北方军民，尚多分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走，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险象环集，大局益危”。

　　2月27日，临时参议会、临时政府派蔡元培为专使，宋教仁、汪精卫为专员，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蔡元培一行于2月27日抵达北京，当天下午会见袁世凯表明来意，袁世凯表示愿意南下。2月29日袁世凯与专使团举行茶话会。在欢迎专使的宴会上，袁世凯“诚恳”地表示：“一俟北京局势稳定，立即南下就职”。

　　“烧杀抢掠”的兵变

　　没想到，专使团抵达北京的第二天晚上（2月29日），城北就传来隆隆的炮声。紧接着大街上人喊马嘶，乱作一团。当时的《顺天时报》报道：“是夜七钟时有多数乱兵毁朝阳门，进入内城任意掠夺从此分道进发。一队由崇文门并正阳门出城劫掠前门外金银珠玉各铺，所有前门大街、大栅栏、廊房头条、打磨厂、琉璃厂各地方受害最巨，然尚不及东单东四牌楼抢掠之惨烈无状……”

　　“壬子兵变”组照之二。

　　据1912年3月3日的《顺天时报》报道：“三镇兵猝然哗变，从晚六旬半肆出焚掠，猛攻东安门，幸为禁卫军击退，变兵迁恨于东安门，取左近煤油庄多桶浇于门柱火而焚之。于是烧抢各铺，彼时烟焰蔽空月色陡变赤。”

　　让我们看一下《申报》的连续报道。

　　1912年3月2日《申报》一版，专电“北京兵变有一部分叛乱抢劫商店焚烧房屋其势尤猛，崇文门内枪声不绝……”

　　1912年3月3日《申报》一版，专电“北京大局渐定”；另有一篇评论：“北京兵变叛乱感言”；二版则刊登“北京兵变详情”。

　　1912年3月4日《申报》一版，专电“天津今日兵变金华桥一带殷实店铺多被焚抢”等。

　　1912年3月5日《申报》一版，头条：“民军代表电请黎副总统率兵入京恢复治安”；还有“对于兵变之观感”等文。

　　1912年3月6日《申报》二版专电“北京乱事已由姜桂题派兵维持秩序一二日内可望平复”等。

　　1912年3月7日《申报》一版专电“南京代表商定袁总统当留北京坐镇”。

　　1912年3月8日《申报》一版专电“京津保各处自严办兵匪后秩序，已复交通正常，人心大安”。另有一条：“南京政府来电已允许袁总统在北京宣誓就职”。

　　历史事实是，1912年2月29日（农历壬子年正月十二），北洋军阀曹锟的第三镇一部在北京发生哗变，随即波及保定、天津等地，京津一带一片混乱。此即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北京兵变”，因当时正是农历壬子年，故又称“壬子兵变”。

　　1912年3月2日，时值农历正月十四日，天津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忙碌了一天的大小商家已经歇业休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兵变就在这天夜里发生了。

　　早在两日前的傍晚，北京已经发生了兵变，隶属于曹锟的北洋陆军第三镇的士兵们突然发起兵变，肆意劫掠，商民为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兵变很快就蔓延到保定、天津等地，天津商业铺户集中地区北大关、河北大街和老城内外，成为驻扎在天津的北洋陆军洗劫的重要区域，这支部队隶属于北洋陆军将领张怀芝。

　　“壬子兵变”组照之三。

　　兵变中，北洋陆军的士兵或破门而入，或翻墙而过，见钱就抢，见贵重物品就拿走，与之理论的商民被拳脚相加，有商店的伙计上前阻拦，还被士兵开枪打死。据天津商会事后统计，被抢劫的天津商户多达2385户、居民639户、当铺15家，总计损失达到了1200余万两白银。天津城内外，满目疮痍，到处是断壁残垣。猝遭兵匪抢劫的天津城，民丧其所，商失其业，生计维艰。事后，虽经天津总商会等多方筹措，尚有损失一千多万两的商民们没有领到救济款项。由于兵变事发突然，在天津的各国租界纷纷调兵来津，保护租界和其侨民。

　　“壬子兵变”组照之四。

　　毫无效果的保险理赔

　　壬子兵变的闹剧过后，袁世凯终于在北京登上了梦寐以求的大总统宝座。但遭受严重损失的京（北京）、津（天津）、保（保定）三地商民，却陷入生活困境，要求赔偿、抚恤的呼声和行动此起彼伏。兵变后的第7天，由天津商人组成的民间索赔团体----索偿保险会宣布成立，而商人们索赔的对象，则是承保了他们火险的外国火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的名称和保险金额：福安公司承保“德顺厚”保银700两，承保“聚兴成”保银1500两……共承保保银114750两；礼和洋行承保保银92000两；仁记洋行承保保银92500两……太古洋行承保保银140700两。24家涉案保险商，总计要赔付理赔银1436898两。

　　最先成立索偿保险会的，是天津商人张荫棠等人。庚子（1900）过后，天津商业走出了战争造成的低谷，从市面上林立的洋行可以看出，洋商对于天津市场前景不错的坚定信心。这时，不少外商保险公司也在天津登陆，水险和火险是当时市场的主打险种。不过，这里的保险公司并不是以分公司的面目出现，更多的是通过在天津的各国洋行为办事处，代理在天津的业务，投资小，见效快。福安、礼和、仁记、太古等天津当地洋行，当时都是这些国外保险公司的代理商。

　　整理收拾完遭劫的店铺，商人们凑在一起商量对策，忽然想起曾经在洋行里买过保险。一周后，天津商会里再次聚集了成群的商人。

　　“每人交大洋两块五，然后在这张入会申请上盖上自己的章，把您们的保险单交给管事的，这就算成为索偿保险会的成员了。”索偿保险会的发起者张荫棠向前来入会的商人们一边解释，一边号召。

　　“大家别怕，这点会费肯定不让你们白交。我们在前几天研究过保险章程，其中第六条规定‘因别样事情，致其险处比以前增加，而本公司欲止其保险之事，则本公司有权行信通知买票之人，将此票注明，并将期内未满之保险费壁回（退回），该保票即做注销论。’但这次咱们遭受此劫，店铺被烧，商品被毁，但在之前咱们没有向保险公司声明‘因别样事情，致其险处比以前增加’，而保险公司也没有通知咱们将保险单注销，更没有退回咱们以前交的保险费，所以咱们所受的损失他们要负责赔偿。”张荫棠的一番话，一下子说到了大家心里，给了众人信心。

　　其中一名商人不无担心地问道：“可是保险单上有因为乱事免赔的条款，保险公司拿这个做依据不赔怎么办？”“你说的是条款中的第六条吧。但是这次劫难既不是外人入侵，也不是咱们本国人为了争夺政权而开仗，更不是因为与敌国宣战而导致的，他们没有理由拒绝赔偿。”张荫棠解释说。

　　索偿保险会的确吸引了不少人，短短十几天，就已经有300多家遭灾的商家加入其中。经过统计，索赔额超过143万两白银。实际上，这些商家数量与全部受灾商户相比，仅仅能占十分之一，而更多的商家抱希望在向袁世凯申请的抚恤金上。

　　现实冰冷如铁，残酷无情。索偿保险会给洋行索赔的信函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无奈之下，索偿保险会只好发动天津商会的总理、协理出面，邀请各个洋行“过府议事”。谁想到，在本地商人眼中权利挺大的商会，洋行竟然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商会与索偿保险会一合计，决定和洋行打官司。

　　这个经济官司不寻常在，和洋人打官司，而且这24家洋行分别属于英国和德国管辖，要控告他们，必须到英、德国领事馆。必须依靠政府出面给自己做经济后盾，同时聘请洋律师和洋人打官司。

　　直隶交涉司司长王克敏见到索偿保险会和商会的来函，心里也不免一惊。以前多是外国人向中国人索赔，今天情况相反。况且壬子之变的罪魁祸首是谁，王克敏心中当然清楚，天津以及北京、保定商人受灾情况，心里也明白。虽然商人们通过各种渠道向政府要求抚恤、赔偿，当大总统袁世凯只是嘴上说“好”，但就是没钱往下拨，还一个劲儿请商人们先自己解决，等政府日后有钱再抚恤。

　　“外国保险公司能给这些商人们赔偿是再好不过了，但从这些保险公司的态度来看，让他们出钱难度挺大。既然商人们要打官司，交涉司必须出面替他们解决前期的困难。”王克敏笃定。当时，受灾商人们主要有两个困难：第一，商人们受灾后经济困难，没有打官司的诉讼费，而英德领事馆只有见到不少于400两银子的诉讼费才肯开庭；第二，国外法律与中国不同，必须聘请国外律师才能有获胜的可能，否则恐怕难以打赢这场跨国的官司。

　　经过直隶总督冯国璋的批准，交涉司由财政总汇处拨出白银1200两，银元22231元作为应付这场跨国官司的全部经费，并聘请当时著名律师贝萨德作为中方的辩护律师，律师费为500两白银。

　　1912年5月，开始筹划诉讼的索偿保险会开始在会员中搜集各种材料作为证据。与此同时，天津商会与京津保善后协会争取政府赔偿的行动同时展开。但与要求保险理赔一样，始终没有任何进展。争取理赔金，成了关注的焦点。尽管保险会号召投过保的商家全都联合起来索赔，但还是有部分商家不抱信心，袖手旁观。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所有的证据和材料搜集齐备，贝萨德律师代表天津的商人们正式向英德领事馆提起诉讼。

　　1912年9月24日下午2点，贝萨德带领中方各位当事人代表来到英国领事馆，当庭诉讼，要求涉案的保险公司赔偿中国灾商损失。

　　判决的结果令人失望。法庭判词冠冕堂皇：这场灾难由于人为骚乱所引起，是人为的故意放火行为，保险公司不用为遭受火灾的天津商人理赔。不过，英国顾问官总算为天津商人留了一个申辩的途径：如果不服判决，可以到英国的大法庭继续上诉。

　　满怀希望的商人看到代表们垂头而归，知道情况不妙，听完结果，大家一边哭一边骂不讲“信用”的外国保险商。

　　“一审”结束后，整个官司共向英德领事馆支付费用白银278两4钱，银元8133元7角1分，翻译信件费银元156元5角5分。贝萨德律师费白银500两，由于他不通晓汉语，为他聘请翻译又花去300银元。另外，英领事的判词费11元7角5分，支付比利时律师费29元4角。除去这些费用，英德领事将所收诉讼费的余款（白银421两6钱，银元13599元6角9分）全部退还了直隶交涉司。

　　接到交涉司的报告，直隶总督冯国璋命令将这笔退回来的款项全部救济给全城受灾的商户，尽管分到每家头上不过几块大洋，但也算总督体察民情的心意。

　　索偿保险会承认了暂时的失利，但并没有真正服输。除了认为英国领事有意偏袒国外保险公司外，输了官司的商人们还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贝萨德的无能。张荫棠等人提出：“既然英国领事说出‘任由上告’的话，我们就要上告，不然，让外国人认为我们软弱可欺。”

　　上告，到哪去上告呢？按照租界领事馆的规定，英国伦敦有最高法院审判机构，在租界中审判的案件，那里都可以作为终审机构进行重新审判。去伦敦上告，商人们再次表示出了不屈的决心和意志。但是有一点，在天津本地审判都已经花了那么多钱，如果没有交涉司出面支付，这笔费用对于受灾的商人又是一笔开销。到远在万里以外的伦敦打官司，这银子少得了吗？

　　虽说心里没底，但认准这条道的商人们还是想尝试一番。当打听到伦敦打官司的费用，大家还是都傻了眼。到底要多少钱呢，包括律师费在内，全部诉讼费用需要白银10万两！要在前些年，10万两白银还真难不倒这些商人们，凑也能凑齐了。但遭受抢掠和火灾后，情况就大不同了。大家把目光又一次投到直隶总督冯国璋的身上，希望总督大人再次为民做主。

　　见到商人们联名的信函，冯国璋目瞪口呆，花10万两银子去打官司，且不知输赢，如何拨钱。上次用公款为商人垫付诉讼费已经是破例，这次又要如此巨额，别说没有，就是有也不敢再给。怎么办呢？冯国璋又想出一个办法：让商会帮助商人们筹集。既然是商人们遭灾，商会理当首当其冲维护商人利益，总督府实在没钱，商人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但让商人拿出10万两白银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这场索赔也就不了了之。

　　对于这次堪称历史早期最大的一次保险理赔案，有关保险专家表达了这样观点：商人们去不去伦敦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这场灾难从保险业角度讲肯定不会理赔。类似于壬子兵变产生的骚乱局面，任何保险公司的条款都将其列入免赔范围，过去如此，现在也延续这一传统。

　　真正应该为那场灾难“买单”的，应该是灾难的幕后指挥者。而幕后指挥者却手握权柄，深藏不露，普通百姓徒叹奈何！

　　历史上黑暗的悲怆的一页，渐渐沉寂在岁月的深处！

　　参考资料：

　　1、百度词条：壬子兵变

　　2、《申报》

　　3、北方网：天津设卫6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