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龙基金赵春林：不提高医生工资，任何医改和医疗创新都无从谈起

文丨杨亚茹

编辑丨尹磊

医疗行业最大特点是高度专业、多头监管，2015年成立的投资机构安龙基金切入的正是这样一个领域。

在国外搞科研、进入外企工作、回国创业、去投资机构，在医疗健康这个圈子里，赵春林兜兜转转32年，几乎触遍了行业的各个角落。两年前，经过中科院牵头，他成立了安龙基金。

基金成立以来，在生命科学及医疗健康领域大刀阔斧，去年投资的十多个项目半数进入二轮融资，赵春林的投资逻辑简单却奏效，“我看的创业者基本都是40岁左右，有专业背景，有行业经验”。

专业“投手”VS专业“选手”

不管是看病还是做市场调研，见到医生先自报家门，这是赵春林的习惯。“我是清华生物系85的，是分子生物博士，也是基因治疗的博士后，”类似的描述他不止说过一次，为的是和高专业度的医生先建立平等的交流基础。

1985年，赵春林进入清华生物系，13年后，作为匹兹堡医学院分子生物学的博士，又拿到了基因治疗专业的博士后。

在他看来，生命科学是医疗健康的基础，以前做病理研究、新药研发、医疗器材的大多是化学背景，现在很多都是生物出身，学医的人要有生物学的基础，同样的，要想把医疗健康做好，生命科学的基础就一定要扎实。赵春林说，安龙的很多投资人都是生命科学出身。

“在医疗圈子里，大多数投资人和创业者都不年轻，40岁以上，甚至50岁、60岁，这就是医疗的门槛，对专业知识的要求很高。”

圈内的基础共识是把医疗领域切分三级——门槛相对较低的医疗服务、位置中等的医疗器械和门槛最高的医药研发，后两级对创、投双方的知识体系和从业经验要求较高，集结了一波专业投资人的安龙投的正是药物和器械。

“我自己做药物研发，我对药熟，这块对别人门槛高，对我就刚好门槛低，”赵春林笑着说，要是去打理一家医院，对他来说就是很高的门槛，因为没经验，“研发新药涉及到分子机理，对创业者来说，必须有生物或药学的背景，要在药厂干过很多年，不然很难搞懂。”

2016年，安龙基金把投资首秀给了一家当时估值5000万美元的新药研发公司康乃德，这是一家开发抗体自身免疫和过敏疾病的创新药研发公司，创始人潘武宾博士和陈伟博士都有近20年的医药研发背景，另一位创始人郑伟博士有20年的医药研发和管理经验，公司目前已增值到1亿美元。

安龙投资药物和器材，最终的用户都是医生，“有时候我们看企业就看老总能不能说服医生用他们的产品，所以我们的创业者一般读清华、北大、复旦本科，读哈佛、斯坦福PHD，有外企工作经验，再去创业，干完这些事几乎没有40岁以下的，资历就是打通医生的基础。”

医生的“强势”与“局促”

产品得到医生认可是核心，安龙投资医药和器械，又看重医生群体的用户定位，不仅源于其专业的出身，也因为在这一条产业链上，医生处在上游的议价能力。

投入临床的药物和器械需要经历环环相扣的产业链议价，先是政府，再是医院和医生，后面是药企和患者，医生处在链条的核心环节，而患者能做的事只有生病和掏钱，几乎没有议价能力。

“不像是买其他产品可以货比三家、东挑西拣，中国的病人到医生跟前没有谈判的余地，没有说让医生打折的，医生说做什么，病人只有老老实实按着去做，顶破天就是下次看病换家医院。”赵春林道出了几乎所有患者心里的共鸣。

一个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可以让医生使用，也就通过医生锁定了庞大的患者群，也就有了市场。

不止把医生当客户，整天跟医生打交道的赵春林经常思考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以及这一现状对行业的影响。

“我觉得有99%的医生当初选择学医都是有治病救人的情怀，但是参加工作后要面临结婚生子的压力，社会把救死扶伤的压力给了医生，可医生的工资却实在太低，这显然不公平，但这是政策驱动的事，我们也就看着痛心，改变不了。”

以药养医全面叫停，医生工资又不能提高，这导致部分医生通过开具大量非必要的诊断和检测来增加医院收入，从而增加自己的收入。

“不大幅提高医生的工资，让中国的医生有份体面和令人尊敬的工作，推医改、谈创新都有点扯。”赵春林博士几次说到。

医生的话语权不止于此，在创新药研发领域，他们还承担着把关人的关键角色。

纯粹创新很难，需要外企背书

“不管什么样的创新，药还是器械，最后都要医生签字，要医生拿到病人身上进行验证。”赵春林解释道，对于效果并不理想的创新药，医生就掌握了药企的生杀大权，上交数据是否与临床一致，全在医生一念之间。

结论显而易见，多年积累下的行业顽疾导致医生对创新药难有兴趣，行业内对国产纯粹的创新药数据半信半疑，也就习惯了买国外的新药和数据，再去进行临床效果的验证，反映到投资机构，安龙基金对医药的投资基本围绕着已经被国外验证的医疗新技术进行。

赵春林告诉《四百味》，很少有人有胆量去投纯粹的国产创新，不管是药物还是器械。安龙基金会关注已经在国外上了二期临床、已经上市销售、有了临床数据、又发表了相关文章的创新产品，国内再根据这样的产品去做类似的、更便宜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微创新”产品。

“进口替代”是器械投资领域的热词。今天4月，安龙投了四维祥泰的天使轮，这是一家宫颈癌筛查系统代理商，专注于妇科宫颈癌、子宫内膜癌筛查领域，是人工智能宫颈癌筛查系统TruScreen产品中国区唯一总代理商，同时研发和生产辅助生殖耗材领域的相关产品。

另一家被投企业优途科技的掌上超声产品，已经得到CFDA的生产许可，市场在GE同类产品V-Scan的培育下也已经渐渐成熟，是典型进口产品高端替代模式。

“要是我去投一家创新企业，看到数据都是国内的，我心里也打鼓，这个行业太鱼龙混杂了，我没法去验证数据的真假，产品进入医院也一样，医生要看产品有没有外企的背书。”赵春林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医生愿意用，不用我们也就白投了，但是跟以前的‘仿制药’相比，我们现在投的是‘仿创药’，还是在用我们的方式推动国产创新。”

一年前，安龙成立了创新药孵化企业科辉创新，国内背靠中科院，国外有辉瑞制药做背书。

安龙负责国内市场，辉瑞负责国外临床试验和市场推广，同时，辉瑞会帮助判断一个新项目开展的价值并提供咨询服务，由科辉创新的团队来全面推进研发。举个例子，科辉团队在做一个心衰项目之前，针对其中的五六个靶点，究竟从哪个入手有研发前景，辉瑞会提供建议。

“有点类似于汽车外企进入国内的模式，外企独资要在中国市场落地很难，但是合资就能得到扶持，科辉创新也在找一套结合中外资源的模式，最终目的还是要做我们自己的创新，因为科辉团队就是很本土化的。”赵春林说道。

创新细分后，最看好智能医疗

医药创新需要借助外部力量，但是智能医疗在国内的异军突起却不一定非要依赖外企，这也是赵春林很看好的一条投资链。

去年年底，安龙注资了连心医疗的天使轮，这是一家专注肿瘤大数据的医疗科技公司，搭建肿瘤数据平台、进行医疗数据分析，简单来说就是放疗科医生的一个辅助工具。

“医疗服务中的互联网医疗针对没有决定权的病人，我不是很看好，但智能医疗不一样，它是提升工作效率的工具，用户是医生，不是病人，跟我们基金的理念很契合，跟我们的能力也很匹配。”安龙还投了做电子病历的胡桃医疗，后续有5个左右的智能医疗项目在持续推进。

“器械+智能”是赵春林认为最有前景的趋势，做器械出身的四维祥泰也是后来才融入了智能的手段，用影像来检测宫颈癌，发展成了智能医疗器械产品。

虽然智能是医疗投资的风口，有创业者前赴后继，有资本衔尾相随，但对智能医疗唱衰的声音也不在少数，面对这一现状，赵春林早有思考。

简单的投资逻辑在智能医疗领域同样奏效。跟其他投资一样，安龙总是在筛选，从扎堆的创业者中找学医出身的、做过医药代表的、卖过医疗器械的，这群创业者相较于直接从科技转行进入智能医疗的“外行”来说，让产品进入医院、甚至进入医保名录的阻力都会减小。

一个医疗器械要进入临床应用，首先，要进入医疗体系，其次，要发表大量的临床文章，获得KOL认可，最后，要进入医保目录。“整个过程，跟IT没什么关系，而是跟销售关系密切，这对从科技直接转行来做智能医疗的创业者来说，门槛太高。”赵春林把这类创业者比作从一砖一瓦打地基开始的房地产老板。

“有专业背景又有销售渠道，我们只投这类人，这个行业要靠谱地发展，不能只研发不盈利。”

告别外企打工，回国创业成功，先后在国科嘉和、康桥资本投了二十多个项目，赵春林在医疗投资圈没有栽过跟头，到后来自己组队成立安龙基金，他说：“医疗这个领域挺简单，找准方向，找对人，很难不成功。”

对话赵春林：我看好医生创业，但不看好医生集团

《四百味》：把医疗行业切分成的药物、器械、服务三块，具体怎么分类？各有什么特点？

赵春林：把这个领域分成三块，是基本的共识，药的话就是新药研发，做仿制药、生产、销售，跟药相关的；医疗器械，大一点是CT、核磁，小一点是超声刀、支架、导管，再往后是诊断试剂，现在的分子诊断也是医疗器械；医疗服务就是和医院、诊所相关的服务，不是产品。

医药和医疗器械比较明确，医疗服务不是特别明确，很多智能医疗相关的医疗服务、跟医疗器械相关的智能器械，还有给医院提供的IT系统、物流、药房等，大家都把它归为到医疗服务领域。

医疗服务的技术门槛相对较低，对政策、大形势、财务方面要求可能会高一些；再稍微高一些的是医疗器械，这里面涉及到电子、材料学、工程机械这方面；最高就是医药，新药研发，涉及到分子机理，不在药厂干多少年的，很难搞得懂。

《四百味》：您怎么看活跃在医疗投资人圈的非专业出身的投资人和基金？

赵春林：我们看到一些投资人，原来做互联网、金融、清洁能源，他觉得医疗很好，也没什么医疗方面的背景就往里面钻，转了一圈，发现药根本不懂，器材也模模糊糊，很多人就去投医疗服务了，但是他们用互联网的眼光和手法来看大健康，这就很难。

基金可能会找一些有医疗背景的人来，讲技术、讲项目是不是靠谱，但是一个基金里面既有金融投资背景，又有专业背景的人很难得，这分为两种，要么从金融背景开始学专业知识过度，要么从专业背景慢慢建立金融经验，两种往里靠，看谁走得快。

大部分基金老板是从互联网领域投资赚了钱，再成立基金，要他们学蛋白、抗体这些东西，挺难。一个基金里面，不管下面雇了多少个学生物、学医学出身的人，最后拍板还是老板，这种转型特别难。有医疗背景的人，他在这个基金里做到合伙人级别后，很多都自己出去成立一个新基金，可能因为互联网跟医疗确实是很难融合到一块，可能是为了自己获得主导地位，因为他积累了投资经验，毕竟从专业背景往金融去靠要容易些。

《四百味》：怎么解释“仿创药”？中国的医药创新还有什么模式？

赵春林：中国的药，前面95%都是仿制药，没人做新药，后来国家开始保护专利，大家开始做新药，基本都是“仿创药”，比如国外的分子结构做出一个环，我们就做一个类似的环，90%的结构跟国外的一样，稍微变动一下来适配中国人，从以前跟国外一模一样到现在稍微变化一点，这就是“仿创药”了。

现在还有一种比较新的做法，一个产品在国外已经上了临床，他们把中国的权限拿到中国报批，这个产品在中国还没有上市，那在中国的市场来做也算创新了，都是这种创新。

《四百味》：您怎么看现在很多医生创业？

赵春林：医生创业我觉得是很不错的方向，但是医生如果做医生集团，像律所，或者是咨询公司，我不是特别看好，好的公司要有标准化的常规产品，生产出一个产品的成本远远低于你要的产品的价格，这是马克思主义讲的剩余价值是产品之上的价格。医生创业如果做一个医生集团，没有成本，把自己的服务作为一个产品，这是给自己找了一份工作，总不可能把自己复制，即使复制培训一个强的医生，那他还是有可能自己出去干，所以我不太看好医生集团。

但是我看好医生创业，医生创业要确定做什么产品，并且这个产品一定要有一个二把手。就像我不看好没有医疗背景创业公司，我也不看好纯粹医疗背景的人，没有一个其它领域的人跟他合作创业是不行的，最好是一个医学背景的人和一个IT、或市场这方面的人合作来做创业，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