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概还：应对大型疫情和灾情 建议设立公共受托人制度

　　新冠肺炎病毒肆虐以来，各行各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与此同时，也在积极行动，助力打赢抗击疫情攻坚战。抗疫过程中，慈善信托有何表现？催生出哪些新模式？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又有哪些困难？中国慈善联合会慈善信托委员会主任委员蔡概还分享了个人观点，并建议国家设立公共受托人制度，专司抗击大型疫情和灾情，并做好相关善后受托工作。

　　疫情下的慈善信托

　　慈善信托是出于公益目的，为使社会整体或者部分受益而设立的信托。蔡概还认为，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慈善信托主要发挥三方面作用。

　　首先，全力以赴，积极助力疫情防控。据中国慈善联合会慈善信托委员会初步统计，截至3月20日，我国共成立了52单抗击疫情方面的慈善信托，总规模1.33亿元，受托人包括22家信托公司和2家基金会。其中，中国信托业协会在2月1日倡议发动61家信托公司联合行动，筹资3090万元成功设立了“中国信托业抗击新型肺炎慈善信托”。

　　其次，多方宣传，调动更多资源抗击疫情。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受托人特别是信托公司除了自身出钱出力外，还充分发挥机构优势，向员工、客户、社会传达慈善信托理念，积极通过慈善信托方式引导更多社会财富和资源助力抗击疫情。一些信托公司的高端客户，成为了这次抗击疫情慈善信托的委托人。

　　最后，双管齐下，与慈善捐赠共抗疫情。之前公益活动的开展主要采用捐赠的方式。2016年修订后的《慈善法》，引入信托制度做慈善，即慈善信托，为社会各界参与慈善事业提供了一种新的载体和方式。这就意味着，人们在开展社会公益活动时，既可以选择慈善捐赠，也可以选择慈善信托。面对疫情，不少人选择了慈善信托作为助力抗击疫情的手段。

　　新特点与新模式？

　　“这次抗击疫情中，慈善信托主要参与模式是由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慈善组织担任委托人或慈善项目运作人。信托公司具有专业的信托管理能力，慈善组织具有丰富的慈善项目实践经验，两者取长补短。”蔡概还介绍。

　　从实践情况来看，他认为这次抗疫慈善信托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慈善信托目的非常明确。主要围绕向医院提供抗疫物资支持、关爱医护人员及家属、关爱重点防疫地区的建筑劳务工人等方面进行。

　　二是定向满足委托人的慈善需求。在为委托人服务中提供定制化的慈善咨询，在慈善财产捐赠、慈善项目资助等方面引入慈善顾问、决策委员会机制，量身定制实现委托人的慈善需求。同时，慈善信托财产更加多样化，委托人除了现金形式，还可以提供防护物资、医疗设备等，更加灵活地服务于慈善信托目的。

　　三是点对点为受益人服务。抗疫类慈善信托针对每个爱心捐赠项目，坚持严格筛选、加快实施、精准投放，力争将每一分善款用到最需要的地方，通过信托专户将慈善信托财产精准交付到受益人手中，在救灾效率上形成了有益补充。

　　与此同时，这次抗疫慈善信托也出现了模式创新和有益尝试，一些慈善信托结合商事信托，将客户利益与慈善活动链接起来。

　　蔡概还以“光信善-大爱无疆慈善信托”为例，该慈善信托的资金来源是“光信·光筑·浦汇恒鼎尊行-加油武汉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主要投资于流动性较好的标准化金融资产，投资增值超过业绩基准的部分收益用于设立“光信善-大爱无疆慈善信托”，再由慈善信托将善款专项用于采购防疫物资，支持武汉定点医院抗击疫情。蔡概还以为，这样的信托架构将满足客户投资理财需求与支援武汉抗疫工作紧密结合，让客户获得稳健投资收益的同时为抗击疫情奉献爱心、贡献力量。

　　此外，慈善信托需要先备案方能设立，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灾情，蔡概还建议今后可以多设立一些开放式或可追加财产的慈善信托，以备不时之需。

　　有何影响？有何困难？

　　蔡概还以为，这次疫情普及宣传了慈善信托理念，促进了慈善信托实践，尤其在医疗救助领域，慈善信托这一新型慈善工具渐为人所知。

　　“这次抗疫慈善信托主要由信托公司发起推动，信托公司是金融机构，其主业是开展营业信托活动，通过这次慈善信托抗疫实践，使信托公司及其从业人员加深了对公益行业的认识，积累了公益经验。”蔡概还补充说。

　　当前我国慈善捐赠享有专门的税收优惠政策，但慈善信托在这方面的规定还留有空白。蔡概还指出，慈善信托最主要的难题就是税收问题。

　　从境外看，慈善信托的税收优惠政策，一方面是委托人设立慈善信托时的税收减免；另一方面，是对慈善信托财产合理征税。蔡概还认为，慈善信托的本金及其收益，不得用于非公益目的，其公益效果与慈善捐赠一样，他建议尽快出台慈善信托的税收政策，促进慈善信托的健康发展。

　　据了解，这次抗击疫情中，由于信托公司无法开具捐赠发票，影响了一些委托人设立大额慈善信托的意愿。目前，90%的抗击疫情类慈善信托的规模在千万级以内，规模偏小，一般无法满足委托人开具税前抵扣发票的要求。有个别慈善信托为了拿到捐赠发票，出现了先捐赠再设立慈善信托，或者先设立慈善信托再捐赠等画蛇添足式做法。

　　此外，蔡概还还指出，当前仍然存在慈善信托发展地域不平衡问题，一些地方的慈善信托个数极少，个别地方实践甚至还是空白。“中国慈善联合会慈善信托委员会将认真总结这次抗击疫情慈善信托的经验和做法，进一步加强慈善信托的宣传、研讨和培训，促进我国慈善信托的长效发展，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蔡概还说。

　　未来趋势如何？

　　目前，慈善信托成为信托公司的三大主业之一。信托公司通过结合家族信托和慈善信托，既能帮助家族传承家族财富、传承慈善和公益文化理念，又能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对此，不少信托公司已经开始布局，不断完善慈善信托产业的基础设施，例如在实践中应用区块链技术，实时跟踪慈善信托运作动态，让委托人能够对慈善信托事件进行追溯，让每一笔资金有踪可循，更有利于构建公众信心。

　　虽然慈善信托是开展慈善信托活动的新途径，但是慈善信托的社会认知度还不高，这次抗击疫情慈善信托的财产规模也不是很大。蔡概还判断，慈善信托的前景可期，特别是人们在未来家族财富管理中，慈善信托可能会更受青睐，成为家族财富传承的标配。

　　通过这次疫情，蔡概还关注到，面对全国性的大型疫情或灾情，单个组织或信托基金的全局性、前瞻性、权威性、系统性、周密性等能力不够，难以用最直接、最简单、最高效的方法来抗击疫情。据此，他建议国家设立公共受托人制度，专司抗击大型疫情和灾情，并做好相关善后受托工作。

　　“公共受托人制度兴起于新西兰，在英国得到发展。新西兰1872年制定了《公共信托办公室法》，当妇女儿童寻找受托人困难、受托人离职或死亡、遗嘱执行人难以指定受托人，以及委托人无法找到合适受托人等情形，可以请求政府帮助指定公共受托人。英国1906年颁布了《公共受托人法》，1908年成立了公共受托人办公室，实行以法人身份依靠国家经费来受理特殊的信托业务，本质上属于政府机关。”蔡概还介绍。

　　他认为，在疫情面前，公共受托人能够代表国家发挥统筹调配作用，统一受托管理捐助财产，并上传下达，制订统一方案，具体由慈善组织实施救助。在疫情、灾情结束后，可以代表国家继续受托管理尚未使用完毕的捐赠财产，或者将剩余捐赠财物移交慈善组织或者慈善信托并监督其依法使用；同时，还可以受托管理因疫情、灾情失去亲人的未成年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财产，作为兜底性的财产管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