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资产管理业发展经验及启示

　　澳大利亚是全球第六大资产管理规模国家，养老金管理规模位居全球第四位，优良的社会经济环境、发达的金融市场、完善的监管制度成就了澳大利亚在全球资管行业的领先地位，成为其构建全球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础，相关发展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一、澳大利亚资产管理业监管分析

　　澳大利亚公司法是监管资管行业的基本法律，主要由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负责执行具体监管政策；此外，超级年金是澳大利亚资产管理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澳大利亚于1993年通过了超级年金法案，主要由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澳大利亚税务局负责具体监管工作。

　　（一）澳大利亚资管行业基本监管体系

　　根据澳大利亚公司法要求，任何从事资产管理咨询、托管、经纪业务、做市业务、投资基金运营的机构和个人都需要获取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许可证。获取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许可证，需要满足最低资本要求、解决利益冲突的管理机制、完善的风险管控体系、从业人员具有专业能力。持证机构必须高效、诚信而公平地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Paul Dickson，2019）。

　　面向零售客户销售或者投资者超过20人的管理基金计划（managed fund schemes）需要向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申请注册，而面向机构、专业投资者销售的管理基金计划则采取自愿注册原则。根据公司法以及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实施细则，申请注册管理基金计划需要提交基金章程、合规计划、管理人的负责人声明等材料。其中，基金章程构成需要涵盖设立基金目的、管理人的权利、投诉和纠纷解决机制、投资者赎回投资份额的权利、结束管理基金计划的流程等；合规计划要确保管理基金运行符合澳大利亚公司法要求，具体包括基金资产单独保管、合规委员会正常履职、基金资产估值合理、合规计划经过审计等；管理人的负责人需要声明基金章程符合公司法要求，基金章程是管理人与投资者之间可实施的法律合约。

　　近年来，监管部门注意到了资管行业在服务提供方面存在一些不当行为，影响了投资者利益，特别加强了资管行业的产品管理、信息披露监管。产品管理监管方面，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已就产品设计和销售监管新规征求意见，该新规主要是借鉴欧盟监管思路，推动资管机构建设更加完善的产品管理体系，在创立新产品时明确目标市场和销售渠道，从而逐步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帮助客户选择更加适合其自身情况的金融产品服务。信息披露监管方面，为了促进资管产品信息透明，尤其是对于相关费用和成本的信息披露，便利于投资者更好地进行产品比较，2019年11月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发布了最新的资管产品费用和成本披露要求，管理基金计划需要充分披露所涉及的成本费用，明确收取时间，而且要给出成本费用案例讲解。

　　（二）澳大利亚超级年金监管体系

　　澳大利亚超级年金是其养老体系第二支柱，发展时间久，制度完善，成效显著。1986年澳大利亚开始建立超级年金制度，要求工资收入的3%纳入到超级年金账户。1987年，澳大利亚实施职业超级年金标准法案，为超级年金建立运营标准。1992年，澳大利亚实施超级年金担保法，强制要求雇主为雇员缴纳超级年金，到2025年缴纳比例由3%提升至12%。1993年，澳大利亚实施超级年金行业监管法案取代了超级年金担保法，进一步明确了超级年金的监管主体。

　　澳大利亚超级年金采用信托制，主要涉及委托人、受托人、投资管理人。为了维护缴费人的利益，澳大利亚政府加强了超级年金的监管力度，从监管原则看，主要是体现了对受托人职责履行的监管，促进其为受益人利益最大化为先。从具体监管要求看，对于全面风险管理、识别和管控实质风险、各类风险管控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强化信息披露，增强透明性，提升投资者权益保护力度（银监会大型银行部课题组，2016）。

　　2019年，澳大利亚皇家委员会发布了全面调查银行、金融服务、超级年金等金融领域存在的不当行为的报告，其中针对超级年金主要发现收费不透明、产品销售不规范、监管仍有待强化等问题，提出了规范咨询收费，不得从超级年金账户直接扣除咨询费用；只有在客户咨询或者有明确需求后，才能进行超级年金产品销售；进一步明确澳大利亚审慎局和证券投资委员会的监管职能分工等建议。上述建议中的收费不透明等建议已经落实到监管举措中，未来其他建议也会逐步得到采纳（Kenneth M Hayne，2019）。

　　二、澳大利亚资管产品服务分析

　　澳大利亚资管产品服务相对丰富，可以基于不同法律制度设立资管产品，其中超级年金是最主要的资管业务；资管产品不仅配置传统金融产品，也逐步加大另类资产的配置，不仅配置澳大利亚本土资产，也逐渐提升全球优质资产配置力度。

　　（一）澳大利亚资管产品架构分析

　　一般而言，澳大利亚资管产品法律架构主要包括管理基金计划、有限合伙、独立账户等。

　　管理基金计划又叫单位信托，是澳大利亚公司法明确的资管产品法律结构，由受托人代表受益人管理信托资产。管理基金计划投资金融资产所获得的收益不用交税，而分配收益时将向投资者征税；此外，满足管理投资信托的资管产品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有限合伙企业模式主要为私人股权投资以及风险投资资管业务所经常使用。澳大利亚有限合伙企业与一般公司面临相同的税收政策，但是如果如果有限合伙企业注册为风险资本有限合伙企业、天使资本有限合伙企业、澳大利亚母基金或者被认定为风险资本管理有限合伙企业，都将享受特别的税收优惠，诸如投资者所获得的收益分配不必纳税。这主要是为了鼓励国内外居民参与投资私人股权和风险投资。

　　独立账户管理主要是针对机构或者个人具有个性化、定制化的资产管理需求，部分机构提供独立账户管理或者全权委托管理。针对这类资管产品服务，2016年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针对此类业务出台了监管办法，主要监管要求包括要以客户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进行投资决策，解决好利益冲突问题，按照事前约定进行投资，充分披露所涉及的成本费用，每季度向投资者提供管理报告，每年度提供审计报告。

　　由于澳大利亚资管产品主要采用信托制度，与美国等部分国家的资管业务模式并不相同，为了与全球接轨，丰富资管产品法律结构，澳大利亚准备推出公司型集合投资计划以及有限合伙型集合投资计划。

　　（二）澳大利亚资管产品分析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澳大利亚管理资产规模约为3.8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5%，良好的资本市场表现以及加快流入的资金共同推动了资产规模的上升。具体看，澳大利亚超级年金规模约为2.9万亿美元，公开上市的单位信托约为0.4万亿美元，共同基金约为0.01万亿美元，现金管理信托约为0.04万亿美元，超级年金是澳大利亚最为主要的资管产品服务，占比达到75%，而且随着雇主出资比例提升，超级年金仍有持续上涨动力。

　　从超级年金看，澳大利亚超级年金已覆盖总雇员的95%以上，其类型包括零售基金、行业基金、公共部门基金、公司基金、法定平衡基金、自主管理基金等，可选择性强，采用市场化竞争的管理模式。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自主管理基金、行业基金、公共部门基金、零售基金四类规模最大，分别为0.75万亿澳元、0.75万亿澳元、0.63万亿澳元和0.53万亿澳元。2014年，澳大利亚推出了mysuper账户，雇员未指定超级年金实体的，雇主需要缴费至mysuper账户中，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mysuper账户管理资产规模达到0.78万亿澳元，同比增速达到12%。

　　从上市基金看，目前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基金包括公司型和信托型两大类，均为封闭式基金，通过交易所平台进行基金份额交易。截至2019年3季度末，澳大利亚交易所上市的基金数量达到118只，涉及澳大利亚国内股票、国际市场股票、非上市股权等多种多样投资策略。此外，为了便利于未上市基金份额交易，投资者可以通过经纪商或者投资顾问开展相关基金的交易，澳交所提供此类交易的清算服务。

　　另类资管方面，近年来全球另类资管产品收到青睐，有利于在低利率市场环境下，提升投资收益率。澳大利亚另类资管规模位居全球第四位，尤其是基础设施基金、REITS发展成为全球标杆。股权投资方面，截至2018年6月末，澳大利亚私募股权投资管理达到300亿澳元，其中并购基金为200亿澳元，达到历史新高。基础设施基金方面，上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开始在公路、机场等公共设施建设中引入私营资本，基础设施投资基金逐步发展起来，1996年澳交所开始允许基础设施基金上市，进一步拓宽了基础设施资金来源，麦格理等金融机构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基础设施基金管理人。截至2019年9月末，澳交所上市基础设施基金7只，规模为882亿澳元。

　　（三）澳大利亚资管产品投向分析

　　澳大利亚资管产品主要配置资产包括存款、固定收益类资产、股票、不动产、海外资产、单位信托，占比分别为8.7%、7.8%、17.4%、10%、19.4%、27.3%，这其中固定收益类资产涵盖了短期证券、债券、贷款等三大类，占比分别为2.6%、3.7%和1.5%。从近年趋势看，澳大利亚资管产品资产配置中，存款、固定收益类资产占比明显下降，而其他类资产以及海外资产呈现上升态势。其他类资产主要是另类资产，这与近年全球另类资产受青睐的趋势相一致，而海外资产占比的提升则体现了全球化、多元化资产配置的趋势。

　　由于超级年金是澳大利亚资管业务中最核心部分，其资产配置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具体看，超级年金股票配置较高，占比达到46%，海外股票占比高达24%，而澳大利亚国内股票占比为22%，债券占比为22%，以澳大利亚国内债券为主，而PE、基础设施等另类资产占比为30%。在所有资产中，海外资产占比约为33%，明显高于一般资管产品。

　　三、澳大利亚资管行业竞争分析

　　澳大利亚资管行业较早进行对外开放，尤其是近年与美国、亚洲等国家地区实施基金业务互认，进一步促进澳大利亚资管行业的国际化水平，大大吸引了全球优秀的资管机构，推动澳大利亚资管行业市场竞争逐步提升。

　　（一）资管机构竞争分析

　　澳大利亚资管行业充满机遇，市场环境优良，吸引大量海外资管机构和投资咨询机构进入澳大利亚，诸如贝莱德、先锋、道富、瑞银等国际知名机构均已进驻澳大利亚，参与市场竞争。根据晨星统计数据，澳大利亚资产规模排名前10的资管机构占据的市场份额约为59%，排名前20的资管机构占据的市场份额约为79%，而且近年来排名前十位的资管机构市场份额占比持续提高，显示了资管行业集中度上升的态势。

　　从国际比较看，根据韦莱韬悦全球500家资管机构2018年资产管理规模的排名，澳大利亚本土的资管机构并未进入前50名，最高排名为第58位的麦格理集团，其次为NAB、Colonial First State、AMP、QIC、BT、Erste-Sparinvest排名分别为第114位、116位、125位、188位和196位，上述资管机构资产管理规模分别为3654亿美元、1453亿美元、1438亿美元、1317亿美元、857亿美元、714亿美元和661亿美元。总体看来，全球资管规模排名前500位中，澳大利亚本土机构共有25家，占比为5%。不过从细分领域看，诸如在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管理规模上，麦格理集团位居全球第一，这也凸显了澳大利亚资管机构在特定领域的专长。

　　（二）资管产品销售渠道分析

　　澳大利亚资管产品销售渠道主要分为批发渠道和零售渠道。批发渠道主要针对机构客户或者与机构投资服务者进行合作。零售渠道主要是针对个人销售资管产品，可由资管机构直接销售，或者与金融顾问、投资平台进行合作。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金融顾问、投资平台的作用越来越大，其在零售渠道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关键。

　　澳大利亚金融咨询业务发端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主要是随着澳大利亚金融自由化后，金融产品丰富多样，后续推出的超级年金涉及较为复杂的税收筹划，导致澳大利亚居民越来越需要金融顾问帮助进行更加专业化的服务。目前，澳大利亚活跃着26793名金融顾问，根据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调研数据，27%的澳大利亚人曾使用过金融顾问服务，41%的人准备使用金融顾问服务，投资、养老收入规划是使用金融顾问服务的最主要目的（Financial Services Council，2019）。此外，越来越多的线上平台成获得投资者的青睐，主要在于这些平台能够提供丰富的资管产品、不同产品之间的比较、投资报告、税收筹划等一揽子服务。统计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各类资管平台所管理的资产规模达到0.9万亿澳元，占全国资产管理规模的23%。

　　此外，随着金融科技的发达，智能投顾已经开始在澳大利亚兴起，根据statista统计数据，到2020年澳大利亚智能投顾管理资产规模将达到32亿美元，未来四年的平均增速保持在30%左右；使用人口数量约为12万人，约占总人口的0.5%。为了规范智能投顾服务，2016年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出台针对智能投顾的监管政策，以此促进从业机构以客户利益为核心，夯实专业能力，降低服务成本。

　　四、澳大利亚资管行业发展启示

　　我国资管行业发展时间短，监管体系仍不完善，资管机构专业能力仍不健全，资管行业生态相对单一，未来仍需要借鉴资管行业良好发展经验，推动我国资管行业更水平发展。

　　一是完善监管体系。健全的监管体系是实现资管行业稳健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资管行业监管体系仍不健全，需要进一步建立统一完善的监管制度，实现统一的各类资管产品操作、税收等要求，促进更高效的公平竞争；促进资管机构的准入、行为监管的一致性，提升资管机构内部治理水平，提升专业能力；加强投资者保护，推动资管产品的费率、业绩基准选择等信息披露水平，提升资管行业透明性；促进资管机构创新发展，为金融科技应用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监管方法，更快地针对市场热点和新兴模式做出监管评估和指引。

　　二是丰富资管产品。满足各类投资者需求，建设更加丰富多样化的资管产品体系，需要根据市场需求创设不同资管产品，诸如绝对收益资管产品、收入导向型资管产品、波动控制型资管产品；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求，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基金、不动产投资基金等资管产品的创设，更好发挥资管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效力；提升投资管理服务能力，提供多资产配置方案、投资管理咨询服务等，实现产品服务的综合解决方案。

　　三是完善养老金管理体系。我国老龄化日趋加快，养老问题日渐突出。目前，我国已较成功地建设了第一支柱，但是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建设较为滞后，投资管理水平不高，监管制度不健全。我国需要学习澳大利亚，加快完善个人养老账户，促进居民养老金进行专业化投资管理，提高资产增值保值能力，强化养老金累积水平。此外，还需要明确监管职能，加强养老金管理的受信息披露，促进养老金管理机构的内部治理体系、专业能力提升，形成更为规范的养老金监管体系。

　　四是促进对外开放。澳大利亚资管行业的成功充分印证了其致力于建设全球金融中心以及积极对外开放的良好效果。我国促进资管行业高质量发展也需要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引进全球优秀资管和优秀的资管行业人才，完善国内资管产品体系，提供国外先进经验，促进资管行业加强有效竞争，实现优胜劣汰，提高行业运行效率，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