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理成资产|重读《大国大城》：要素市场化改革迫在眉睫 | 理成周刊

我们注意到 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明确将要素市场化配置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重点之一，十四五规划中更是直接提出，“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健全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坚持平等准入、公正监管、开放有序、诚信守法，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什么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怎么建设国内统一市场？有何必要性和益处?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站在十四五的起点上在再回顾一下陆铭教授这本写于2016年的著作《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相信会有收获。

本书一开头从“欧洲五国”的债务危机问题开始。欧盟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市场分割、货币统一的联合体，虽然欧盟内部没有人口流动的制度障碍，但欧洲国家数量多，文字、语言、文化等等方面差异众多，导致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地区间劳动生产率有较大的差异。但统一货币使经济弱势的希腊、西班牙等边缘国家失去货币政策的调节手段，经济发展受到制约，只能通过借债方式为国民提过基础社会保障，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继而爆发了债务危机。最终结果西欧强国为为维护欧元区统一做出了牺牲，为何欧洲执迷统一的欧元区？

陆铭教授指出大国的“迷人之处“：一国经济具有规模效应，某种程度上“国家”(也包括经济体)的规模越大，经济效率越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大国可能借助规模经济发展“战略性”产业；

技术创新：市场规模大，足以容纳众多的细小技术创新；

提供更丰富的公共品，比如：卫星导航系统；

现代服务业：现代金融、医疗、教育、文化都需要一定规模来吸引全球人才。

虽然当前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国家，但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商品市场还未做到完全统一，另一方面生产力要素市场分裂更为严重(劳动力、土地和资本)：

劳动力：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跨地区流动；

土地：实行了“建设用地指标配给制度”，基本采取平均主义，资源配置效率低。

资本：中央存在“项目审批制度”，地方存在“跨省投资限制”阻碍资本流动，长期利率被压低。

只有加速推进统一市场建设，加快要素市场化的改革，释放规模经济的红利才能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得高质量发展，解决地方债务，地区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问题，这也是维护公共利益的根本之道。

围绕着这一结论性的建议，陆铭教授做了几个主要观点的论述：

(一)在聚集中走向平衡，实现人均的均衡，而不是地域的平均

经济发展一定伴随这聚集度的提升，这背后经济学原理在于：地理等因素对产业发展有决定性影响，某些行业如制造业与服务业明显的规模效应，人口聚集有利于产业。而农业、资源型行业、旅游业等收到地理等因素制约，提高人均产出只能靠减少人口。但依靠生产要素的流动会使得要素回报均等化，收入就是劳动要素的回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最终就将走向收入的均等化。最终形成总量上的聚集而人均上的均衡。

中国的发展同样逃脱不了这一规律，只有通过发展城市来让农民不断变为工业和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才能最终减少贫困。发展农业的首要制约因素是耕地面积，不可能无限制增加，农业人口减少，人均产出(回报)才能上升。而制造业和服务业则可以通过资本投入进行增长，不断的创造就业。最终衡量我们地区发展的平衡的依据应该是人均 GDP 而非地区 GDP 的总量。反而通过限制劳动力的流动会使得人均意义上的发展更不平衡。

(二)中国的问题是城市化进程受阻，而不是城市化过度

中国当前的城市化进程来讲，我们的大城市规模是不够的。陆铭教授从国际视角出发，建立了一个首位城市人口为被解释变量，国家规模，也即国家总人口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结论是有趣的，该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达85%，即国家规模可以解释国家首位城市人口85%的变动。考虑到亚洲国家的人口密度普遍较高，对亚洲国家单独做回归分析，结论仍然如此，只不过拟合优度降为75%。基于该模型，中国的首位城市上海处于拟合线下，即上海目前的人口水平还没有达到一个国家首位城市应该有的水平，也就是说，上海这座大城市的人口数量还不够多。

背后原因在于我们对于城市化的理解存在误区，将地区发展不平衡、农村空心化、大城市病等等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归结于城市化进程过快，从而采取一系列行政手段抑制了大城市的成长。例如我们的户籍制度，中国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制度等等却对区域经济格局的调整形成了制约。

问题在于，是全国各地的城市采取同样的步伐来提高城市化水平，还是在生产效率更高的地方以更快的速度来推进城市化？ 通过国际化的比较和详实的数据陆教授给出的答案显然是后者。限制城市规模，特别是通过限制外来人口的行政手段，实际上是限制生产要素向更高效率的地方流动，是违背经济规律的行为。

(三)警惕政府扭曲之手,让生产要素自由配置

在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对于空间聚集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地方政府处于认知及自身利益等原因，过度扭曲了生产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使我们的长期公共利益受损。

首先是人口，在一个大国内部，人口自由不仅仅是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基本条件，而且也是国民充分享受国家发展成果的条件。中国独有的农村和城市户口的二元化，以及特大城市的户籍限制政策都阻碍了人口的自由流动。没有户籍，就不能享受医疗，教育等等公共服务，以至于中国居家迁移的比率只有20%吗，造成了严重的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现象。而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我们的服务业还有极大的就业空间，老龄人口依然可以在城市中获得就业机会。伴随着城市发展模式的改变才能改善农村的年龄结构和人均产出，让每一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国家发展的红利。

其次是土地，在“均匀发展”的政策导向下，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采取了平均主义的方式，并没有考虑东西部单位土地GDP产出的巨大不同，特别是在2003年之后，建设用地指标更是被作为支持中西部发展的政策工具。中西部拥有大量建设用地指标，被用来建设了大量新城和工业园，但受地理条件限制土地只能获得低效利用。以而东部的上海为例城市规模不断发展，缺乏建设用地指标，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劳动力成本也进一步抬升，导致部分高劳动密集性行业前往生产成本更低和港口有的东南亚。

之后是资本，中国的许多投资项目需要发改委的审批，需要政府机构主导，由于对西部的资源倾斜，同样的项目，可以在西部获批，在东部就不行。而这些对西部的资源倾斜，不考虑当地的地理情况和比较优势，实际上造成了大量的无效投资。同时中国利率是受管制的，长期被压制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这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资本深化过度，简单来说，中国单位GDP增长带来的就业增长率偏低，即国民财富中分配给劳动力过少。 对于地方官员来讲，主要的考核指标只有招商引资和财政税收，资本密集型企业往往能够贡献更多的企业所得税，相反，能创造较多就业的第三产业则不受重视。叠加上长期的低利率水平，企业就更愿意用投资于相对使用资本的行业。短期看这种现象能够拉动GDP的快速增长，但长期造成了资源配错配，国家更多的财富被分配给资本要素，从而造成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抑制了内需的增长；地方政府和企业长期有融资冲动，经济下行阶段有较大的偿债压力。

总而言之，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都有极深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扭曲的要素市场导致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无法实现，每一位公民都会受损。

在文章结语中，陆铭教授一再强调我们要打破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式，凝聚改革是施法经济潜力做大蛋糕的的共识：

1)我们要深刻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摆脱不了聚集的经济规律，充分认识地理因素对于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影响。

2)深刻认识理解城市化、都市圈的城市发展对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积极作用，城市病等等问题要通过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来治理。

3)生产要素的的市场化改革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才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潜力。